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和事时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1962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替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革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传世之作。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