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华夏文化主要由南、北两支文化合而组成。北支文化为中原文化，它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文化即楚文化，它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而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诞生于黄河流域的秦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将商洛文化的地域特点归结为“秦风楚韵”。有的文章还将其进一步发挥为“既有北方之旷野，又有南方之灵秀”，相比之下，还是前者概括的较为准确一些。但是，对秦、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先秦时期华夏文化的精髓，寻求秦、楚文化与当代商洛地方文化的某些共通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养份，这些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的课题研讨，目前在我市基本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比较秦、楚文化的异同，探讨其发展规律，对于把握商洛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现实表现形态，籍以充实和丰富当代商洛文化的内容，实现商洛文化的突破发展，都不无裨益。

一、春秋战国之际，秦、楚两国与商洛密切的历史渊源 欲弄清秦、楚文化对商洛文化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影响，首先必须对秦、楚两国在春秋战国之际与商洛地区密切的历史渊源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二、秦、楚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每一种文化的内容都是相当于博大而广泛的，笼统侈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其文化丰富内涵的。当然，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很多可以展示的层面，所以我们不妨从秦、楚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综合国力、历史状况、文化背景、法制理念等侧面去分别进行剖析，方能掌握秦、楚文化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三、秦、楚文化对当代商洛地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楚人居丹阳时，属立国之初，地僻民贫，势弱位卑，因受艰苦生产条件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只能“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不可能缔造出自己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同周边小国的文化接触也不多，因而当时它的文化主要是受周文化的薰陶和影响。直到春秋中期，楚方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以一种完全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历史屏幕之上。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1996年发掘的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和1997-1999年发掘的东龙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中得以证明。例如：上述遗址出土的陶鬲皆与周文化陶鬲有着显著差别，而与湖北真武山遗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鬲比较接近。园肩浅腹盆和带箍的矮柄豆也同时表现出楚商邑的物质文化遗存特点。战国中期以后，丹江上游的楚文化逐渐被秦文化所取代，造成这一文化变迁的历史原因，当与秦孝公十年“城商塞”，二十二年又封卫鞅于商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当然，先秦之后，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化逐步趋于完善成熟，富含秦、楚文化特征的商洛地域文化，因为地近长安，地望雄剧，毫无疑问地会被抹平和刷新。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商州志书《商略》(任庆云编撰)就说：“汉高祖(刘邦)发巴蜀之民定三秦，迁巴蜀渠率(户族首领)七姓居商洛，由是风俗不改，习尚清高，有四皓之遗风。人性质实，士风简朴，男务耕猎，女职蚕绩(绩，缉麻线)。古称商人(即商州人)尚质(崇尚质朴)。质，文之孕也(文，文采。孕，喻如胎之包衣)。明二百八十年，崇熙累洽(社会越来越清明安定)，一洗晋唐以来兵革之陋，山川之苞蓄犹未尽泄其俗(山川的茂盛气象一直积聚着，民风民俗还没有完全改变)。农尚力作，不鹜商贾；士宗师说，不喜奔竞(不愿意去追逐名利)；公无干谒，贽不筐篚(出入公庭没有为了私利而去干求请托的。求见官员的贽敬礼物，男不过布帛、禽鸟，女不过榛栗枣修，以示虔诚，决不会用筐篮盛放贵重的锦绮之属去进行贿赂)；工不奇技，器不淫巧(用物器具不过于奇巧而一无用处)；女节殉夫，氓愚畏吏；乡绅养高，庭无请嘱(到公庭去也不以私事相托，通关节，走后门)；悬车徒步，气劲言直。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要加冠，称为“冠礼”，令其去幼稚而知成人)、婚、丧、祭，邵可立有谕俗之约(当地退休官员邵可立著有《谕俗韵言》一书)，龚錞有婚书之条(明万历年间商州知州龚錞著有《移风固言》一书)”。《商略》对商州其时风土人情的描述，使我们可以想见自汉唐以迄大明我们地方的民风民俗，已经完全沐浴在华夏文化大的社会氛围之中了。但我们还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古称商人尚质。质者，文之孕也”这段议论中，依稀看到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楚文化俏丽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