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已开始，吕叔湘没有等三年期满．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当时江苏已沦陷，吕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吕叔湘与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他和施蛰存住同屋。施蛰存拉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并由此结识了朱自清先生。也正是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暑假后开学，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吕叔湘借来一份参考。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王力先生休假，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无法商讨，只好自己琢磨钻研。

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这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许多材料证明先有“们”字。“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此后他接着发表《说汉语第三身代词》(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吕叔湘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于1942年至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发表了《“相”字偏指释例》、《“见”字之指代作用)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 、《把字用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语法论文。又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了《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篇长文，对解放后的主宾语讨论有一定影响。

吕叔湘也很重视语言学的普及工作，写出大量的深入浅出、取材精当的文章。在《国文杂志》(桂林)上发表过《文言和白话》、《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笔记文选读》(连载)，在《中学生》上发表过《中国人学英文》(连载)。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言虚字》，选取最常用的二十多个文言虚字，条分缕析，详细举例，说明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并尽可能和现代汉语比较。解放后，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十三次，新知识出版社印了四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印了十三次。

1946年，吕叔湘随金陵大学由四川返回南京，仍旧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员，同时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又和朱自清、叶圣陶合作编写《开明文言读本》(计划编六册，只出了三册)。

治学严谨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不参加社会上种种应酬，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学问。吕叔湘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

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他在《这、那考原》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里，且从容。”苏轼说：“奈者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有人问吕叔湘：“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叔湘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有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吕叔湘对中国学生学英语也很关心，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国人学英文》、《中级英文法》、《英译唐诗百首》等书，在正中书局出版了《英华集》，吕叔湘原来将此书题作《中诗英译比录》，出版社硬把它改了；到198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时才恢复原名。

1948年12月，吕叔湘由南京迁居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解放后，他随开明书店迁往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领导上考虑到机关干部以及报刊来稿上都存在着语言混乱现象，约请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这个讲话不作理论上的阐发，尽量少用术语，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全书六讲中除第一讲简单介绍语法体系外，其他各讲都是举出报刊杂志、课本、文件、文稿等时常出现的病句，分别从语法、修辞、逻辑等不同的角度一一加以解释说明。《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起开始连载，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学习语法、教学语法、研究语法的高潮。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刊物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语法知识的普及。不仅学校普遍地加强了语法教学，就是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战士等也开始以《语法修辞讲话》和其他语法著作为教材，纷纷学习语法，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3年3月至5月，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6月兼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担任行政职务以后，吕叔湘写作的时间少了，但还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1961)比较重要，它围绕现代汉语讲规范化问题，提出了语音、语汇、语法、修辞、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的编辑等十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并对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应当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这个时期，他还参加了两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工作。一项是参与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工作，另一项是指导和校订初中《汉语)课本。后者是应当时将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的需要而编的，试用两年之后，这两门课又合并为《语文》一门，但六册《汉语》课本仍然继续在学校内外发挥相当作用。至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影响就更大了。

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决定要编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开始筹备，1958年开始编写，吕叔湘负责主编，到1960年印出“试印本”，向各方征求意见。这项工作后来就由丁声树负责。

十年动乱

十年动乱初期，吕叔湘也参加劳动学习，后来也下干校。1971年回北京，住在家里，很少外出。一度从事丹阳方言的研究，也阅读了好些英国文学作品。“文革”后期，他和几位同志代中华书局校勘标点本《资治通鉴》的标点，后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条分三十类，写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许多标点古书的人为之震动。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后来他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写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于1979年出版。

汉语研究

经过几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后，语言学界逐渐活跃起来了。1978年以后，有些省市组织了语言学会，1980年在武汉开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学会，吕叔湘被推举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发表了题为《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个关系，这既包括治学态度、又包括研究方向、方法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文工作的经验总结。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极大震动。1979年12月教育学会邀请各省市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吕叔湘被推举为理事长，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1980年，由吕叔湘主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全书五十多万字，适合非汉族人学汉语时使用，也可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参考。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说明。这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创举，过去虽然有过《经传释词》和《词诠》等书，但都以文言为对象。

1980年出版的《语文常谈》和1984年出版的《语文杂记》都是篇幅不大的“小书”，但很能表现吕叔湘讲学问能够深入浅出的特色，这一时期吕叔湘还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结集为《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和《吕叔湘语文论集》。更重要的是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在40年代就有写一部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计划，1947至1948年他把搜集的材料里面关于指代词的部分分类排比，略加贯串，写成初稿，作为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工作有了改变，就把稿子搁了下来。1983年取出旧稿，经过整理和补充，写成《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198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国外都获得好评。

1985年是吕叔湘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的第六十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第一、二期出版特辑，以表庆贺。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他应邀访问香港。4月27日他在香港中国语言学会演讲《汉语句子结构的灵活性)，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他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报道的全文。与会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听的青年同志领悟了吕叔湘先生这番话的深刻含意：搞语言学也应该追求新的、活的、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吕叔湘引杨振宁的话：“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尔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该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

吕叔湘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先后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他非常关心中青年语文工作者的进步，对他们寄予极大的期望。通过开会、作报告、个别谈话、给他们修改文章、为他们的著作写序等多种形式，他跟中青年语文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5月捐献多年积蓄的六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奖金的基金。从1984年开始每年进行评奖(最近改为每两年进行一次)。

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吴玉章奖金首次发奖仪式。吴玉章奖金这次评选出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五项，优秀奖四项。获奖作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著作。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荣获语言文字学特别奖。发奖以后，吕叔湘先生代表获奖者讲了话。他希望吴玉章奖金基金将日益增多，获奖作品也越来越多，并表示，他要把这次所得的奖金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吕叔湘先生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