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桥城架通南北，南大门吐纳古今

民国年间编撰的《都匀县志稿》载：“黔虽山国，而匀有水利”。水，恰是解读都匀这座城市的密码。
水塑造了都匀的城市格局。都匀城依河而建，延展于剑江两岸的狭长谷底上。“东倚东山，西瞰剑江”，是375年前徐霞客眼中的都匀城格局。如今我们看到的都匀，无非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拓展。有水便有桥，本地人称“都匀”为“都匀大桥头”，道出了都匀“桥城”本质；
乘水利之便，都匀山峰云横，溪流带环，亩亩绣错，竹木交荫，鱼米饶乐，不减江南风景。加之剑江经沅江汇入洞庭湖，北可上贵阳，西可达昆明，使得都匀在1700年前便成为贵州在物质、文化输入和输出的一个窗口。这窗口发展至今便是贵州“南大门”；
凭借一杯茶水，帝王家和都匀百姓家也有了别样的联系。千年都匀毛尖，既是帝王的“贡茶”，也沸腾在都匀百姓家的陶瓦罐里。
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都匀市离贵阳很近，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行驶在都匀街头，又连连看见小十字、大十字、大西门等地名，更是倍感亲切。 从一个洞穴走出来的一座“都匀城”
“现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的〇八三基地，是逐渐由都匀市调迁去的。”《都匀市志》副主编、文史专家顾永芳说。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电子军工企业〇八三基地落户都匀。在当地人眼里，这一基地充满着神秘色彩。比如，基地将都匀市城东一个名叫“都云洞”的洞穴封起来当了物资仓库，还派兵持枪看守。
这往事重提，当然不仅是为了说明贵阳和都匀之间存在的联系。要知道，“都匀”原名“都云”，正因〇八三基地在都匀期间的仓库“都云洞”而得名。
都云洞，位于都匀市城东一公里处，至今仍封闭不得入内，故而连许多年纪不够老的本地人都不知道洞内是幅什么模样。据《大明一统志》的记载，“洞中乱石，壮如象鼻，杂草丛生。”《都匀市志》的描述则更为写实：“都匀洞属天然石灰岩洞，有南北两个洞口，北向洞口明亮宽敞，南向洞口狭窄而幽暗，洞体阔而长，能容纳千余人。洞顶缀满石幔，洞壁参差石柱、石笋等钟乳石。”只是这天然洞穴的风貌，现在即便能入洞恐怕也难以目睹了。在抗日战争时期，都云洞曾被辟为弹药库，于黔南事变中引爆，面目全非。
民间对这一洞穴的看法可不这么写实。顾永芳告诉记者，“在未封洞之前，仅百把米长的都云洞就是一个神秘的所在”。都云洞因常年云雾缠绕、仙气氤氲，故民间传说穴居洞内的祖先们像神仙一样在那里生活，故得名“仙人洞”。后来，祖先们走出洞穴，“神仙”变成凡人，即将美丽的云彩为故居命名，更名为“都云洞”。“神仙”的后代们在山下一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安居乐业繁衍后代成了“都云人”，“都云”城名亦因之得名。
正史的说法可没这么仙气缭绕。据《都匀县志稿》记载，“都云”最早见诸史籍，是五代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都云酋长尹怀昌率部落归附楚王马希范，“都云”的地名就此延续下来了。直到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平羌将军何福镇压都云少数民族起义后，以“云之为物，变化不一”为由，上奏朱元璋“改作匀字，取均匀之义”得到恩准。于是，“云”便成为变化太大的不祥之物，被“匀”取代。
不准变化就必然朝坚不可摧的方向发展。于是乎，在布依族语言中本是“云之城”之意的都匀，慢慢成了一座“土城”，随后向“石城”变化，作证的便是历史上一点一点用石头垒起的古城墙、铺就的石板街。几经风雨，都匀古城墙几乎难见踪影，石板古街倒是依旧坐落在都匀老城区最繁华的广惠路。
脚下的石板街原本是一条黄泥土街，明洪武年间便铺下了第一块石板。据说，目前的石板街路面以一万零一块青石铺砌而成，长三百余米。街道两旁的建筑青瓦红墙，雕花门窗，有明清古风。每当夜晚一钩弯月高悬天际，小巷中的青石板在月光映照下，总隐隐透着斑驳的清光。
石板街上，布依族的蜡染、水族的剪纸等民族风情随处可见。“这条老街上还会响起苗族的芦笙、水族的铜鼓，不同民族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也都在这条街上上演。”顾永芳说，“石板街是都匀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缩影与再现。”我们可以说，都匀的过去与未来，由这一条三百米的石板街巷连系着。
由“南下迁客”打通的两条“文化通道”
公元1638年四月初一，徐霞客解衣游过水势暴涨的马尾河，爬上岸后大步向都匀府城走去，他恰是经由石板街进入都匀城的。在都匀城，徐霞客共停留了两天。期间，他特意爬上隔着剑江两两相望的蟒山、东山，寻访明代名士张翀、邹元标谪戍都匀期间的遗迹。
张翀比徐霞客早80年来到都匀。1558年，他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不成，反而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罚廷杖，贬谪都匀。张翀和严嵩斗争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传奇戏曲《鸣凤记》中。第一个进士就这样史无前例的走进了都匀。在此之前，自隋朝设科举以来的近千年间，都匀因无一人能踏入主流文化圈，而被视为荒蛮之地、文化荒岛。
心有郁结的张翀来到都匀后，在东山盖草屋潜心读书。现在东山上还留有张翀的一幅摩崖石刻，上书“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古，饮此泉水”十六大字，一幅潜隐的姿态。摩崖附近有清泉自山谷中溢出，莹然成溪，那就是题刻中的“饮此泉水”。他不曾想，都匀小城因他的到来发生了一场文化地震。都匀人把“名士”“贤人”张翀视为一缕曙光，本地千户韩梦熊、军政使娄拱辰以及当地文人学士想在东山上为他筑一座“读书堂”。当地居民闻知，纷纷相助。这就是都匀历史上第一个书院——鹤楼书院，张翀在此招收都匀弟子讲学。
此后，不仅徐霞客，凡是经过都匀的文人学子莫不寻访张翀遗迹。晚清贵州著名学者郑珍踏访张翀摩崖石刻后有题诗，诗后有“都匀人以忠简为仙，谓此为爪书仙迹，龙江寺尚留斩蟒刀”的注语。由于注语中“斩蟒刀”一说，张翀又将东山对面的“蟒山”更名为“龙山”，民间由此附会说张翀有斩蟒刀，能御风飞行。“民国”三年，都匀县长孙嗣煃在摩崖石刻处建一亭名“鹤戏亭”，为石刻遮风挡雨，并疏通东山脚下淤池，引龙王井之水注入，种植荷花，名荷花池，构成都匀八景之一的“灵崖雨花”。可惜的是，等到记者前去踏访时看到的只有脚手架，“灵崖雨花”已被房开商占领。所幸的是，徐霞客去过的蟒山至今仍有一个土地庙，供奉的是张翀。土地庙位于离蟒山山顶不远处的一块平地上。
张翀在都匀居住了8年，1567年被召回京。十年后，又一名年仅27岁的进士邹元标被发放都匀，原因是弹劾权相张居正。来到都匀后，邹元标在“鹤楼书院”居住，招收都匀弟子讲习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其中一个名叫陈尚象。多年后，陈尚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古驿道，成为都匀的第一个进士，完成了小城的千年夙愿。陈尚象为了纪念恩师在都匀讲学，在鹤楼书院后山建立南皋书院，并由官府拨给学田40亩。
《都匀市志》载：“都匀考取举人以上者，多数曾在鹤楼、南皋二书院就读。”《都匀县志稿》更是称“都匀之学”自张翀、邹元标始。值得一提的是，张翀、邹元标的老师，分别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胡直。后人将张翀、邹元标与王阳明一道合称“南下三迁客”。“要是没有这些南下迁客，都匀的文化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化。”都匀市知名艺术家、文史专家苏意明说。他是苏东坡的后人，也是一位“迁客”。
一条贵州古驿道，本是张翀、邹元标等名士南下的贬谪之路，他们却将之打通成一道“文化通道”，走出了一个个举人、进士。
数百年后，历史的指针指向抗日战争，来到都匀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傅抱石又为都匀打通了一条“文化通道”。不过，这条通道输出的不是人，而是纸。当时，徐悲鸿在品都匀毛尖时，偶然发现包茶的都匀白皮纸的质量、色泽很好，适合重笔挥洒晕染，受墨苍润深沉，或能获得宣纸所不能得到的卓异效果。傅抱石先生则感觉这种纸张或适合表现粗狂的笔触。两人回去一试，果然得心应手。后来，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回忆说：“此后，先生若画100匹马，有99匹马是从都匀皮纸上奔出来的。”傅抱石先生则利用都匀皮纸的特性，融汇、活用了各种传统皴法，独创出了“抱石皴”。一张包茶纸，名声大震。
徐霞客游历贵州后留有《黔游日记》，日记中如是描述都匀城的格局：东倚东山，西临剑水，黔桂大道，贯穿南北两城。“事实上，都匀城的格局，无非是在此基础上延展。”曾担任都匀市政协主席的资深文史专家陈大吉先生说。原因很简单，都匀城市依河而建，延展于剑江两岸的狭长谷底上。
“但都匀有水。母亲河剑江蜿蜒贯穿都匀南北，九溪归一江。加之剑江经沅江汇入洞庭湖，北可上贵阳，西可达昆明，使得都匀在1700年前便成为一个物质和文明输入和输出的窗口。”陈大吉说。正如《都匀县志稿》所载：“黔虽山国，而匀有水利。”乘水利之便，都匀山峰云横，溪流带环，亩亩绣错，竹木交荫，鱼米饶乐，不减江南风景。
有水便有桥。“本地人有一句音韵别致的口语：都匀大桥头。道出了都匀的特色之一便是桥。”陈大吉告诉记者，都匀的桥格外的多，多达百座，因而有“高原桥城”之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百子桥”。记者前去踏访时，百子桥正在翻修。但在陈大吉眼中，百子桥的价值不仅在其外形，更在于其精神内核。原来，清乾隆年间，剑江河水逐年增大，波涛汹涌，木舟难于摆渡，交通受阻，行人商贾望河兴叹。郡人唐文陞依照“积德以遗子孙，子孙长享太平之福”的家训，决心以家资独建一桥，以连接城之南北，方便世人。
唐文陞知道，要修建一座好桥，需寻得上好石料。为此，他不畏荆棘，辗转奔波于都匀四周，查考坟茔庙宇碑石200余处，视其年代观其风化程度，访问产地，几经反复比较，终于选定都匀桐州青石为建桥石料。随后铺设横木，用牛托运大石至工地精心施工，在不知水泥为何物的年代，就用桐油石灰勾缝历时五年，一座长140米，宽8米，高12米的7孔青石拱落成。由唐文陞亲书“百子桥”和“利涉大川”两石刻，嵌在大桥中拱南北两端正中。
唐文陞独资修建百子桥的义举，受到世代都匀人传扬。之后，唐文陞几代后人又先后五次修建、重建和维修桥亭、桥基等处。为此，旧时都匀人亦直称该桥为“唐家桥”。现在我们见到的百子桥，在老桥的南北两端各增减了一座琉璃飞檐桥亭，桥身建二层楼厅，底层为直通长廊，沿着曲梯可通往二楼望江台。
而在苏意明先生看来，百子桥是一个“文化配置”。“百子桥像一张弓，对面的文峰塔就像一支箭。两相配合形成箭在弦上之势，震慑剑江的水妖。”他是从堪舆文化学的角度来理解百子桥、文峰塔的意义的。为此，苏意明进一步阐释说，从地势上看，都匀城西南高，分列斗篷山、金钟山、蟒山；东方低，这种地势像一张天网罩住了都匀的文气。文峰塔恰好位于东方，与百子桥搭配成这幅弓、箭，还为的是射破一张都匀不出人才的“天网”。此外，文峰塔还与东山顶山的奎星阁钟鼓齐鸣，激发文气……
“百子桥、奎星阁、文峰塔，等等都是一个传统东方式的文化配置。”苏意明将自己的解读写成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都匀奎星阁、文峰塔及其相关传统文化探秘》，该书即将出版。“当然，我的解读只是为了让都匀的山水、文物一起共造‘文化之势’，给都匀文化人一个文化寄托。”苏说。
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都匀之后出的很多人才，是因为上述“南下迁客”和都匀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苏意明说，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都匀人陶廷杰。清道光年间，他是第一个捐资，首倡修建七层文峰塔的人，文峰塔也成为当下贵州唯一载入《中国古塔》图册的石塔；清乾隆进士、都匀人陈尧华修订《四库全书》，“抉奥提纲，时称巨手”；还有民国年间都匀县长孙嗣煃���孙的祖父孙竹雅有“贵州画竹第一名家”之称，在担任都匀府知府期间，发现《都匀府志》无存，有心修志而文献缺乏，为生平一大憾事。受祖父影响，孙嗣煃于民国期间担任都匀县长期间，便开设修志局重修县志，历时三年完成《都匀县志稿》。该志书共二十二卷，总略70余万字，网罗二千余载放失旧闻，现成为了黔南州中心城市都匀仅传的一部地方旧志。《都匀县志稿》总纂为我省著名学者、曾编纂《贵州通志》等省内文献史料的陈矩先生。陈老先生是贵阳人，曾随钦差大臣黎庶昌出使日本办理文案。说来说去，都匀与贵阳之间又不经意的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