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这一点，长治郊区的申家大院即为一例。 申家发家靠的是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从申家大院的考证可以看出，申氏作为潞商的代表，见证了潞商的兴衰。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业。潞商发韧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会惩罚谁。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潞城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挖墓考古等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