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研究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了冲击。他自己曾回忆那段不平常的岁月：
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我被关进了“牛棚”。1969年中秋那天，我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
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的命运改变了。那天，我正拄竹竿趟水上堤，干校的一个小头目拦住我说：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哪天走，告诉我们，办手续。 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干校正大批地往里进人呢！
文革后周汝昌、毛淑仁夫妇与回京的三个女儿
文革后周汝昌、毛淑仁夫妇与回京的三个女儿

我其实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但跟小头目说：一星期之后走。我想享几天松快的滋味，也想和这11个月所走过的小路、竹林、菜地……告告别。因为再不会来了。我到小卖部买了总也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梨一桃，在一棵老树根旁坐了，一边吃，一边跟身旁的老树告别。
启程那天是个阴天，我顶了一顶破草帽，到总部办手续。打开公函一看，天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我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中外讲学

自1974年离开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外，周汝昌还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过《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情注兰亭

周汝昌曾这样表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
虽然限于目力身体等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对笔者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文心诗情

周汝昌从初中时期（15岁进入觉民初中）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周汝昌自述：
“觉民三年，我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当然那是很幼稚 可笑的)，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个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
进入高中后（南开中学），此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方面之一即：研习宋词。但这些刊物已不易寻检，如今仅仅觅得小词数首，于是就选录两篇附于文内，以见一斑，作为“凭证”可也：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 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 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 ， 便何用、鱼书先寄。
惟只愁暗织浓阴，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 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 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后来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后，与诸多名家顾随、张伯驹、钱钟书[4] 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钱钟书曾回信于周汝昌：”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不为虚矣！“，并另有回信赞其押韵”如土委地“。
之后周汝昌在诗词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自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其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诗词赏会二集》、《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等陆续问世。尤其是《千秋一寸心》，在读者中获得了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