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无江也无河”、花果实为“铧锅”、麦张村则是“墨张”···高陵县千年置县史中曾出现过各种各样有趣的村名地名，你知道它们是怎么得来的吗？

药惠管委会的草王村并非柴草多而得村名。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叶，该村中有一王某，善于理财，因而广有钱钞，成为远近驰名的钞王。当地群众称其村为钞王村。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记有“钞王家堡”、“钞王家”或“钞王村”。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因高陵地区方言“钞”（cǎo）与“草”（cào）同音而误记为“草王村”。从此将错就错，沿用至今。还有该管委会的麦张村，原本以墨、张二姓居此而得名“墨张村”，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均记作“墨张堡”。不过，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却误标为“梅张堡”。后因高陵地区方言“墨”（méi）与“麦”（měi）同音，将“墨”谐音为“麦”（“麦”亦为姓氏），从此该村村名变为“麦张村”。又如该管委会的江流村，史料记载，该村附近既无江，又无河，何谓江流村？据说，在元朝的时候，以该村村民姓姜、刘而得名“姜刘村”。后又因“姜刘”与“江流”同音而误为“江流村”。明嘉靖二十年《高陵县志》即以大村载入，名为“江流”。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记为 “江流”、“刘家堡”或“江流二村”。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为“江刘村”。解放后一直记作“江流村”，但名不符实。更有趣的是，该管委会的“老师杜”村被群众谐音成“老鼠杜”，由令人尊重的褒义村名变为让人啼笑皆非的贬义村名。据说，该村的杜家屡代多有教书先生。村东南杜氏祖茔中曾有清乾隆二十八年某生为老师杜怀义所立碑石一块，上有清乾隆年间杜怀义为淳化县教谕的记载。在明、清时，教谕也尊称老师，故得名“老师杜”。

张卜乡岩王村的周围既无山又无岩，为何名为“岩王村”？据说，在元朝时，河南一王姓来此建村，由于居住在奉正塬北坡的崖下，得名为“崖王村”。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记作“崖王家”或 “崖王村”。解放后至“文革”前，一直记作“崖王村”。1966年12月，“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该村的学校首先更名为“革命化”的“红岩小学”，随后崖王村被称为“红岩村”。1973年2月，在恢复“文革”前的村名时，又因高陵地区方言“崖”（nái）与“岩”（yái）读音相近，误为“岩王村”，沿用至今。还有该乡辘轳把村曾一度因同音字误为“辘辘把村”。“辘轳”与“辘辘”虽为同音词，但词义相差甚远，一个是名词，一个是象声词。“‘辘轳’‘辘辘’区别大，民国官员识字差。辘辘之声若有把，井上辘轳全说话。”解放后重新记作“辘轳把村”。

榆楚乡的“花果村”原名为“铧锅村”。清朝末年，因该村中有一陈姓铸造铧、锅出了名，乃改称为铧锅村。解放初期，该村一些群众认为铧锅村名不光彩，加之县上在村旁建了一个苗圃，由此联想到花果遍地的美丽前景，遂改村名“铧锅村”为“花果村”，沿用至今。还有该乡的“都府王村”，被群众谐音为“豆腐王村”，后被官方也记作“豆腐王家”。相传在明朝中叶，村中有王忠其人，在五军督府供职，故得村名“都府王”。 清《高陵县志》以同音字误记作“豆腐王家”，把一个在督府工作的“白领”变成了一个做豆腐的。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作“都府王”，沿用至今。

崇皇乡的井王村，原本叫酒王村，后又为何为井王村呢？据说，在明朝末年，村中有一王家酿酒为业，而且酒味醇香，远近驰名，群众称酒王，故得酒王村美名。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记作“酒王村”或“酒王家”。清朝末年，因高陵地区方言“井”(dìng)与“酒”（dìu）音相近，误为井王。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作“井王村”，从此以讹传讹，沿用至今。同样，该乡的酱王村一度因谐音变更为蒋王村。

姬家管委会的杨官寨村，一度也因谐音误为“阳官寨村”；该管委会的渭村田原为“魏村田”；还有该管委会的康桥马村本应为康乔马。据说，在明朝中叶，以康、乔、魏三姓氏得名“康乔魏”。清康熙年间，魏姓绝户，马姓兴隆，故改称康乔马。后又因“乔”与“桥”同音，误写为康桥马。清《高陵县志》和《高陵县续志》记作“康桥”、“马家”二村和 “康桥马家”或“康桥马”。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作“康桥马”。任凭“乔”怎么“乔装打扮”也变不成“桥”，但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记，只好约定俗成为今村名。

通远镇的李观苏村，一度因谐音为李官苏村；还有该镇的仓刘村，也因谐音一度误为苍刘村。据说，明朝末年，灰堆坡刘姓迁此建村，由于该村在一驿站粮仓处，因而得名“仓刘”。清《高陵县志》与《高陵县续志》均记作“仓刘家”。而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因同音误记作“苍刘村”，把一个粮满仓的“仓刘”变成一个衰弱苍老的“苍刘”。解放后重新记作“仓刘村”。

湾子乡的关市村因同音字之误，一直将错就错。据说，明朝中叶，村旁有关家主持修建的寺院一所，人称关家寺，村也以寺名称为关家寺，后简称关寺。之后因同音误写为关市。清雍正十年《高陵县志》记作“关家”，《高陵县续志》记作“关家村”。民国三十年《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作“关堡”。解放后记作“关市村”。令人遗憾的是，这不仅将寺院变成了街市，而且使该村的村名失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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