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尔寺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

1、蒙古贵族是塔尔寺重要的经济支持者。

在塔尔寺建寺之初受到了当地五族索昂和蒙古贵族的大力支持。各蒙古王公为了提高自己在本地区的威望。争作塔尔寺施主。其主要原因依然因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历史记载青海湖蒙古各部是塔尔寺的主要经济支持者。大金瓦殿最初规模不大，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经和硕特蒙古亲王达什巴图尔、郡王额尔德尼济农等捐助扩大成大殿；康熙五十年（1711年），郡王额尔德尼济农再施黄金一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两千两，用镏金铜瓦覆盖殿顶，自始称“大金瓦殿”：乾隆十一年（1746年）河南蒙古王丹津旺舒克及其福晋艾克霞出资装饰大殿，安装了铜制镏金云头、滴水、莲瓣等饰物，塔尔寺僧众感恩施主功德，曾绘其肖像于大殿内壁；殿内主供的宗喀巴纪念塔，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宗喀巴蒙古额尔德尼洪台吉作施主，改变塔形，以纯银作底。镀以黄金。镶嵌珠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达什巴图尔由施黄金百两、白银数万两再次扩建。始成现在规模。此外塔尔寺的大拉让、大经堂等其他殿堂的修建，都得到过蒙古族施主的捐赠。

2、塔尔寺的活佛曾长期在蒙古族中活动，享有很高的威望。

塔尔寺的色多、嘉雅除了在青海海西、海北蒙古族中有众多信徒。在内外蒙古亦有影响，历辈色多传教于内蒙土默特部，而嘉雅系统，特别是五世罗桑楚臣丹贝尼玛曾数次去外蒙古车臣汗部牧地传教。

3、有些活佛在蒙古族信徒中找到转世，无民族界限。塔尔寺的阿嘉、色多、嘉雅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4、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对塔尔寺额影响。他是公认的格鲁派领袖人物，他对塔尔寺的发展以及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贡献巨大。明朝时几次来青海塔尔寺，在第二次即明万里十年（1582年）来塔尔寺，对仁钦宗哲坚赞及当地申中、西纳、祁家爱、隆奔、米纳等藏族部落指示扩建塔尔寺，并赐赠供奉佛像，并进行各种建寺仪式，从此塔尔寺发展很快，先后建成达赖行宫，三世达赖灵塔殿、九间依怙殿、释迦殿等。明万历十二年（1584）春。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弘法，来到塔尔寺，建立了寺内组织和法规。三世达赖的青海一行，使得格鲁派冲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后来格鲁派上层认定俺达汗曾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更使“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得如太阳一般”。十七世纪初，格鲁派在西藏受到藏巴汗政权的威胁，求援于固始汗。从此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结成联盟。固始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的姿态走向统一青藏高原的政治舞台。在青海建立起了一批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为格鲁派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清朝前期，清政府为安抚蒙古、藏族等民族的权贵，采用“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修一庙，胜用十万兵”，“因其教不易其俗”和“用僧导化”等政策，极力支持和崇信宗教活动，赢得了广大蒙古、藏族人民的信任，维护了祖国统一。塔尔寺在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积极保护、尊崇下，不断得到扩建和修缮。蒙藏的友好关系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与巩固。清代在内蒙古各地兴建喇嘛教寺庙贡一千余座，可见喇嘛教在清代已成为广大蒙古人赖以寄托的精神支柱，更成为蒙古封建王公利用其巩固统治的工具。

此外，蒙古各部王公和僧人入藏熬茶、礼佛、学经也在塔尔寺停留，蒙古地区的着名活佛大都在塔尔寺有活佛府邸而被列为塔尔寺一员。如土观、却藏、香萨等等。塔尔寺的驻京呼图克图及赛多诺门汗等还在内蒙有不少属寺，这就大大提高了塔尔寺的社会地位，使塔尔寺在西藏、内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由于塔尔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倍受蒙藏僧俗上层领袖人物和中央王朝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