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年─1921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待鹤山人或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早年经历

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
郑观应
郑观应
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1859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
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1]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
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
1874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1]
改良思想

1870年至1880年间，他写成了《易言》一书。书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促使中国富强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封建专制制度改造为“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
1873年，中国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郑投资入股。
1877年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翌年，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获得侯补道衔。同年，开平矿务局设立，他投资入股。又在当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两年后，再认股5万两。[2]
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1]
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翌年，为全力经营中国近代企业，他脱离太古洋行，任轮船招商局帮办，光绪九年升任总办。
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
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
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1884年10月13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