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0日，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文书的杨伟名写出了《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以下简称《怀感》）。为了能引起上级领导重视，杨伟名与村子另外两名党员贾生财、赵振离共同署名，同时上报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及中央，最终惊动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
《怀感》是最早涉及我国农村改革的一篇文章。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正是这些思想的积累，孕育了《怀感》的横空出世。
令人惊叹的是，与顾准相比，杨伟名是一位只读过三年私塾的农民。
顾准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的《经济研究》第3期。这是一份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毫无疑问，作为农民的杨伟名根本无法看到。杨伟名的独立思考和大胆探索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杨伟名代表着几亿农民，乃至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耳闻目睹的是农民的切身之痛，他用智慧的大脑窥一斑而见全貌，向这个民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春雷。
1961年的春天，饥饿正困扰着整个中国。对此，杨伟名深感忧虑，寝食难安。他在想，难道上级不了解农村这种现实吗？这一年，他写出了四篇文章：《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应允许中小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他在《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中，鲜明地提出：“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程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自我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
“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金，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
“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
位卑未敢忘忧国。杨伟名乃一介布衣，是共和国大地上的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但他眼见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大厦已是千疮百孔时，这个乡村哲人深思熟虑后挺身而出，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他期望一个比他更有力量改变中国现状的人读到他的文章时会皱眉思考——那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抑或就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杨伟名完成了这篇近乎万言的《怀感》。
巧合的是，几乎同时，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递交了八万言字的信件，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彭大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敢于为民请命。
同彭德怀一样，杨伟名的《怀感》是在中华民族陷于危机和饥饿的生死关头的大声疾呼，是一剂救国救民的良方，是一篇为民请命的谏言书。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杨伟名的《怀感》里所提出的诸多建议，正是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第七条中，要求党员“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在“党员享有下列权利”的第三条中提出，党员必须“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第七条中提出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
杨伟名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党宗旨的体现，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的权利和义务。可以毫无质疑地说：杨伟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杨伟名是一个大写的共产党员。
现在，让我们翻开《怀感》，来倾听一个共产党员的谏言和心声。
“前言”中作者直言不讳：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在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
杨伟名窥一叶而知何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四个“代替”概括了形势的恶化，而这正是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面对报纸上的莺歌燕舞，杨伟名也许比彭德怀元帅更有资格说话。他的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如何扭转恶劣的形势，杨伟名用了我们党抗战时期“主动撤退延安”的实事求是做法，主张“全面彻底”地“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方针，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对于急功近利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在文章“后记”中，杨伟名又补充道：“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
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杨伟名对于国情的分析。80年代中期，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见诸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时，我们才茅塞顿开。那么，杨伟名呢，这个从土地里走出的农民，这个玩泥巴长大的草民，又如何得出社会主义初期的结论呢？
杨伟名在文章里提出要恢复单干，要分田到户。他提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
杨伟名的理论，十六年后在安微省的小岗村得到了实践。1978年，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 “三农”问题的 “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 “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 “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这个“一号文件” ，比杨伟名的理论迟到了整整二十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伟名无愧于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先驱者。
在文章中，杨伟名还用了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双程轨道。他用此来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字里行间，杨伟名强调的是民主。他论述着：“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的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
从现象到本质，杨伟名为一个民族交出了一份答卷。这个答卷也许并不完美，但它令人深思，催人警醒！如果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机关那怕采用其中的一条，无疑将会使这个民族受益。
这是一个农民的呼唤。他不敢想像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般的名垂史册，他只想让一个民族从昏迷中清醒。
杨伟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思想的光辉却照亮了一个民族。
1968年5月6日凌晨，杨伟名不甘于造反派的屈辱，与续弦的妻子刘淑贞双双服毒自尽。
“杨伟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是造反派歇斯底里的叫嚣。
宁愿灭亡，也不愿投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真理的忠诚，为正义的献身。
至今，围绕杨伟名和《怀感》的是是非非，仍波及着共和国的敏感神经。然而，无论怎么评说，都无损于杨伟名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称号，都无法撼动他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驱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