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以来，淮安农村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可耕之地多为地主所有，绝大多数农民都是依靠佃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淮安当时地处通京大道，水陆交通方便，加之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许多外藉官僚在卸任后往往选择淮城作为定居之所，以便优游林下。还有一批盐商巨贾来淮经营盐务。他们购置房产，收买田庄，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其后代便是四体不勤，只图享乐的地主，以致淮城公馆棋布，地主成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城。 当年淮安的习惯，凡佃种土地，夏收归佃户，秋收归业主。嘉、道间，黄淮泛滥，水旱、蝗灾频繁，农作物经常失收。这时，农民生活已无着落，更无粮交租。对于业主来说，地租收入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无租可交或少交，他们的生活也就受到影响，于是，逃租、催租、逼租等案件就不断发生。地主士绅们为了保证能够收到租，就联合起来，夸大、歪曲事实，向官府提起诉讼，希望能由官府出面，发布布告，让佃户按“揽纸”即契约交租，这就是山阳逼租碑产生的背景。
由官府发布告示，要求佃户按约交租已有先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江苏各地陆续发生抗租案件，后由江宁布政司发布了《江南征租行牌》。山阳逼租碑的产生，首倡者是山阳举人李秉恭。李氏字渠安，号滋圃，住院东街（即今镇淮楼东路）。李氏字渠安，号滋圃，住院东街(即今镇淮楼东路)。李氏由盐业起家，明代后期从山西迁淮，成了淮安的大地主。他家可算是书香门第：他父亲、祖父及三个儿子均是秀才，曾祖父李时震是顺治年间的进士，官内阁中书。至于旁系中有“功名”者就更多了，而且每人均有著作，如李秉恭就有《步云书屋存稿》、《集经偶存》等。地方志载，李秉恭“性至孝友”、“勇于赴义”，“《淮山肄雅录》、《两庠题名碑》皆捐资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