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993～1059），中国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 、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用”。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天下豪杰魁”――胡瑗

王　钰

南通自古名人辈出。一千多年前宋代的胡瑗，曾创造了闻名后世的“苏湖教法”，倡导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于一身，开宋代理学先河，被王安石誉为“ 天下豪杰魁”。

胡瑗（993-1059），字翼之，江苏如皋县南乡胡家庄人，因祖籍陕西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祖父胡修曾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父亲胡讷博学多才，善写文章，担任过宁海节度推官，离任后因“家贫”举家迁居如皋南门外胡家庄。胡瑗便诞生于此，后移居城内严家湾。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受父亲的影响很深，立志成为一代圣贤。20岁时游学于泰山，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10年间没有回过家乡，每得家书，只要看到信封上有“平安”两字，就随手投掷山涧，以免撩起乡思而不能静心苦读，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堪称宋代理学先驱

胡瑗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成，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

胡瑗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既求贤用贤，又养民教民。他认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尤其是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胡瑗还主张知行合一的实践思想，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使学生“究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胡瑗在讲习中十分注意直观教学，联系实际，讲清要点。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于是人人得窥三代之物之懿，朝夕对之，皆日素习。”增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对于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他总是反复讲解，直到学生弄通为止。正因为这样，学生均“信其师说”，且“敦尚行实”。

无愧著名教育学家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他那具有特色的教育理论，首创精神的教育思想，最为完备的教学方法和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只讲究诗词歌赋，胡瑗主张“体用为本”的学校教育思想，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他在主持太学时，对于那些专攻经学、钻研军事、爱好文学以及重视节操义气的学生，依类分别群居，进行讲习。这种大胆尝试，既使学生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为宋朝封建统治培养了不少“博古通经”的人才，开我国教育分科教学之先河。

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胡瑗还组织学生到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因此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

著书立说影响深远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胡瑗讲学之处 “安定讲堂”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许多中外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并享有极高的声誉。正如欧阳修作《胡先生墓表》中云：“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