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岱(160－256)，字定公，如皋人。东吴名将，初任郡县小吏，建安十六年 (211年)升任晤信中郎将。后因平定内乱，开拓南疆，“功超廉颇”， 晋升为镇南将军。赤乌四年(241年)，因曹操强令徙民，海陵县为隙地，他奏请并被批准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吴王孙亮即位后，封吕岱为大司马，时年92岁。吕岱闻过则喜。吴郡徐原为人忠直，吕岱极力推荐，官至御史。吕岱偶有过失，徐原总是当众指责，有人认为太过分。他感叹地说：“这就是我器重徐原的原因啊！”吕岱廉洁奉公，担任交州刺史时，历年薪俸，都不能贴补家用，妻儿饥乏，孙权察觉后加赐钱米布绢。太平元年(256年)病故于如皋家中，遗命丧葬从简。他的儿子吕凯遵遗嘱，以“素棺疏巾”葬于高阳荡(今林梓镇北)。《三国志》、《中国名人辞典》有传。

叱咤风云 戎马一生
——记东吴名将吕岱

边　妍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公元280年西晋统一，这段被历史学家称作“三国鼎立”的时期，可谓是一个干戈纷扰、群雄逐鹿的时代，也是一个狼烟四起、英雄辈出的年代，无数才俊之士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在三国这个风云际会、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历史舞台上建功立业，演绎人生，在历史的苍穹上升起了一颗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南通人吕岱就是这众多璀璨群星中的一员。

吕岱（160—256），字定公，东汉海陵东境（今如皋林梓）人，出身士庶，早年为郡县吏，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东吴政权的元勋重臣之一。他南征北讨、开疆拓土，为东吴的安邦兴业立下赫赫战功。他是有史可据的担任军政要职最早的南通人。
初试锋芒 大得孙权赏识
东汉末年，经过黄巾起义飓风的荡涤，风雨飘摇中的东汉帝国大厦无可奈何走向分崩离析，各地豪强一时并起，军阀混战不已，社会动荡不安。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瘟疫肆虐，以至中原地区呈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惨绝人寰的情景。而其时江南地区相对比较稳定，“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步入中年的吕岱也随着北方名流南渡来到江南。这些客寓江南士人，仅有少数得到当地大族接济得以苟安，绝大部分陷入“方有倒悬之急”的恶劣境遇。吕岱颠沛江南之时既无显赫身世，又无郡望重名，囊中羞涩，世态炎凉，遭遇艰辛可想而知。和所有的宾旅之士一样，这位来自大江彼岸的小吏不得不在焦虑中期冀时局尽快发生变化，寻求一展平生抱负的机遇。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东吴开基之主孙策去世，其弟孙权继执江东权柄以后，广揽天下人才，吕岱前往孙权幕府投其麾下，但因出身寒微，最初并未像周瑜、鲁肃之辈受到重用，孙权只是根据其履历，派他到吴郡（今苏州市）试任郡丞。吕岱在这郡丞位上初试锋芒，恪尽职守，把分管之事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很快脱颖而出。有一次，孙权主持召开各郡郡丞会议，亲自检查各郡仓库管理以及狱中囚犯处置情况，其他郡丞受到孙权责备，惟有吕岱从容不迫地“处法应问”，大得孙权赏识，于是将吕岱留在身边，任录事掌管文案，不久提升吕岱补余姚县长缺担任实职。吕岱深知要在乱世立业离开武力难有作为。他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募精健”，组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部队，这些招募来的江南健儿自然就成为吕氏的嫡系武装，跟随吕岱转战南北，建功立业。
屡建殊勋 平定南部疆域
山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人的后裔，民风剽悍，随山屯聚，不仅“攻没城郭，杀略长吏”，而且常为东吴敌国利用成为内应，成为东吴政权的心腹之患。因此，平定山越成为孙吴政权基本国策。吴国主要将领几乎都介入过平定山越的战争，而吕岱则是其中贡献最为突出者。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孙权亲征江夏黄祖，就在胜利在望之际，江东各地山越趁着江东后方空虚群起暴动，会稽郡东冶等五县山越，也在其首领吕合、秦狼率领之下发动叛乱。情急之下，孙权决定起用吕岱。吕岱在余姚县接到孙权紧急命令，改任督军校尉，率领本部人马赶住东冶与西部校尉蒋钦等“将兵讨之”，最终生擒吕合、秦狼，平定五县。此次战役以后，吕岱被提拔为昭信中郎将，从此跻身于东吴主要军事将领行列。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吕岱率兵配合吕蒙夺取了蜀国的长沙等三郡，接着又同鲁肃联兵镇压了勾结关羽的吴砀和袁龙，被孙权任命为庐陵太守。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八月，孙权命诸葛恪率部清剿吴郡、会稽等四郡山越，激起各地山越激烈反抗，已经归顺孙权的庐陵郡山越首领李桓、路合首先起事，接着会稽东冶的随春、南海郡的罗厉等山越首领相继发动武装叛乱，各处山越一时并起，互为呼应，东吴朝野震动。吕岱受命危难之际，担纲主帅指挥这次平叛军事行动，“分部讨击”三郡山越。因东冶山越比较信任吕岱，东冶随春率先投降，吕岱乃拜随春为偏将军，令其仍领原部。而庐陵、南海战事远远不如东冶顺利，吕岱费尽周折，直至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方将李桓、罗厉生擒，将其斩杀后首级传送吴都秣陵报捷。此次胜利使得孙权大为兴奋，亲自下诏表彰吕岱，称颂吕岱具有文韬武略之谋，忠诚勇武之节，并授权吕岱对此次战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

东汉末年，岭南最大地方势力代表为士燮兄弟，“偏在万里，威尊无上”。东吴初入交州，政治基础还较薄弱，还得借助士氏力量，孙权加封士燮为左将军仍领交祉太守，但东吴对不称王的“岭南王”士燮并未真正放心。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吕岱奉命前往南方任交州刺史。吕岱到任之初，一面恩威并施，在不断削平岭南地方势力反抗的过程中积蓄自身实力，一面秉承孙权意旨，努力寻求剪灭岭南割据势力的机会。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交祉太守士燮去世。吕岱觉得铲除士氏兄弟绝好机遇到来，即向孙权建议彻底解决岭南问题。按照当时父死子继常例，士燮之子士徽接替其父交祉太守之职方为正常，而孙权却封士徽为安远将军，调任九真太守，意在激起士徽反抗，为出兵清除士氏势力寻找合法借口。果然士徽拒不服从调动，自任交祉太守，举兵发动叛乱。吕岱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一面紧急上疏请求讨伐士徽反叛之罪，一面书致士徽“告喻祸福”，发动政治攻势。而吕岱本人则亲率三千铁骑随即从南海出发，昼夜兼程，赶至交祉。士徽听说吕岱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大为震惊，不知所措，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与其兄士祗、弟士干、士颂等六人，“肉袒迎岱”。吕岱吩咐士氏弟兄穿上衣服，一起前至郡府，宣读诏书，列数士徽罪过，一声令下，将士徽兄弟推出辕门斩首，并将首级通过驿站传送武昌报捷。吕岱接着乘胜进军讨伐九真。吕岱大军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自此岭南才算真正纳入东吴政权直接控制之下。吕岱以功封番禺侯，且升为镇南将军。孙权又将七郡合并为交州，仍令吕岱为交州刺史。

吕岱任交州刺史期间，多次派官员“南宣国化”，境外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堂明诸国国王纷纷派遣使者至吴朝贡。吕岱则派遣中郎将康泰及宣化从事朱应出使“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以及今东南亚一带凡百十余国。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吕岱这次外交行动“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东吴政权恢复对岭南的实际统治，是中央政权对于地方割据分裂势力的胜利，吕岱功不可没，其功不在鲁肃、周瑜之下。
清身奉公 堪称后世楷模
吕岱“清身奉公”，所到之处均有事迹可述。

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吕岱奉命屯军薄圻，乃与陆逊共同镇守武昌，负责京师防务。吕岱身为年高德昭老将，凡事均以国是为重，与陆逊精诚合作，恪尽职守，做事奋勇争先，论功劳则主动退让。吕岱在荆州时，同时兼掌荆州文书，军政公务极为忙碌，尽管已年过八旬，但精力充沛，仍保持“躬亲王事”作风，整日接待宾客，亲自处理公文。吕岱如此老当益壮，被同僚誉为超过古代老将廉颇。

孙权临终前，任命诸葛恪为辅政大臣。赴任前，吕岱诚恳地告诫诸葛恪：“国家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今后您处事时一定要十思而行。”诸葛恪听后大为不悦地回答说：“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您老人家要我十思，是不是在说我水平太低啊？”吕岱遭到一个晚辈如此骄横的抢白，既未倚老卖老争个高低，也未恼羞成怒拂袖而去，而是默默退去。吕岱受讥讽后不发一言不能视为畏惧权贵，而是对担当国家重任的诸葛恪威信的维护。

吕岱为人胸襟开阔，闻过则喜。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他向朝廷推荐，徐原后官至侍御史。吕岱偶有过错，徐原不仅当面指出，甚至还当众评论。在人偷偷地告诉吕岱，他感慨地说：“这就是我器重徐原的原因啊！” 后来徐原去世，吕岱哭得非常伤心，说：“以后还会有谁指出我的过失呢？”吕岱这种虚怀若谷的品德甚为当时人称许。

吕岱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初任交州刺史时，历年未能瞻顾家用，妻儿贫乏。孙权获悉以后叹息不已，加倍赏赐吕岱家属钱米布绢，并作出规定，每年按例给予供应。孙亮继位以后，晋升吕岱为大司马，不久又升为上大将军，成为东吴后期第一重臣。《三国演义》一百零八回写孙权临终召人嘱其后事，吕岱是在场的两个顾命大臣之一。

太平元年（公元256年），为东吴操劳一生的吕岱辞世，时年96岁。吕岱在弥留之际吩咐家人：以“素棺、疏巾”安葬即可。其子吕凯遵照遗嘱，葬吕岱于高阳荡（今如皋林梓镇北），以保持吕岱一贯清廉俭朴的作风。

吕岱叱咤风云，戎马一生，为东吴政权的巩固、发展献出全部精力。这位南通先贤，较之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所共知的东吴名将，丝毫不逊色！吕岱尽忠报国，恪尽职守，顾全大局，以及为官清廉等优秀品质，对于今人来说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