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教育制度基本沿袭明制，科举与官学相辅相行，尤重科举。清末山西在府、州、厅、县设有官学。官学是官办的教育机构。官学之外，尚有私塾和书院。清末山西私塾数量居各种教学机构之冠，是广大士子真正受教育的地方。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机构，官办、私办均有，至清末绝大多数都掌握在各级政府及官员手中，它和官学一样基本变成了科举的附属物和预备场所。清末山西省基本上每个府、州、县都设有书院一所，其中设置最多的地区为太原和河东地区(运城、临汾地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上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建议改变书院空疏之风，设有用之学。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并在全国推广。“百日维新”期间，山西各类学校均遵旨进行改良。书院、私塾陆续改为各级学堂，开设新的教学科目，还新建了一些新式专门学堂等。

　　《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根据“新政”，山西陆续改建和开办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各类专门学堂主要有师范、实业、武备等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山西林业学堂，是山西第一所实业学堂，也是全国首家农林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的太原师范学堂(次年改名为山西两级师范学堂)，条件设施先进，清政府学部认为“该堂组织完备，不但为山西学堂之冠，即南省也不多见”。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堂分中西两斋，西斋由英人李提摩太管理，教学内容和方式均效仿英国。山西大学堂特别是西斋的教学和管理实践，发展了山西现代教育的内容，对开创山西新式教育的风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穷乡僻壤举办教育。清末山西近代教育制度，大多肇始于教会学校。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基督教公理会就在太谷城内办了好几所教会小学。这些学校既是山西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山西最早的现代小学。

　　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派出首批赴日留学生。截至辛亥革命，本省所派留学生去向主要是日本和英国，尤以日本为多。山西留学生对近现代山西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不少人从事了教育工作，成了山西教育工作的骨干，促进了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教育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陆续颁布了许多教育法令，对教育作了进一步改革。山西各中小学堂一律改名为学校，大学与专门学校学科也渐趋完备，教学内容也日趋丰富，加之民国初年本省环境较为稳定，教育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1917年，阎锡山主政山西，推行了一套“用民政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抓教育启迪民智。其主要做法是：第一，推行以普及为主的国民教育；第二，创办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职业教育；第三，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主的社会教育。到抗战爆发止，山西教育事业在此20多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方面走到了全国前列。普及为主的国民教育是阎“启迪民智”的重点，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陈启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中说：“民国十二年间，小学教育以山西最为普及，其它各省均落后很多，以女生受国民学校教育之人数而言，仍以山西省占第一位。”如1924年和1925年，全省受初级小学教育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数分别为72.2%和72.6%。由于普及教育计划的推行，教师供不应求，师范教育也在此时得到了发展。其中，1919年在太原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是当时太原最大的学校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讲，国民师范不仅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且为中国革命培育了大批优秀干部，如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就读于国民师范。

　　社会教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初创的十多年时间里，山西从省城到县城都兴办了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及开展了其它形式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普遍建立于1927年的民众学校，系全国首创。民国初，山西人口十分之九为文盲，经过20年的民众教育，文盲率降为十分之八。山西还对高校进行了一系列改组，使高校更趋于现代化，且与全国、世界的教育发展速度统一了步伐，便利了发展和交流。1936年，山西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5个专门学院、14个系的综合大学。据1916年统计，当时山西省省立中学6所、公立中学4所。阎锡山主政后，1929年一年即创建省立中学3所、公立中学11所，使中学生在校数达到6118人(含教会中学)。此后，本省中学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到抗战爆发止，已拥有55所中学，在校生达10011人。教会学校在清末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截至1924年，全省共有教会中学17所，在校学生数占全省中学生总数十分之三还多。除中小学外，教会还办了一些专业学校，如畜牧学校、护士学校等。

　　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结束后山西的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及山西军政首脑机关退居晋西一隅，所辖县内，学校与战前相比数量上虽然减少，但仍有一定规模，大中小学自成体系。高等学校主要是搬迁而来的山西大学。中等学校主要有山西省立第一至第六联合中学及华灵中学、克难中学、私立进山中学。此外，还有一所师范，两所简师。在游击区还有一些私立学校。许多学校选用传统教材教学。小学教育基本保持战前体系。1939～1940年，山西省政府陆续创办许多直属省教育厅的小学。战时小学教育仍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实行四二分段，教材中适当增加抗日救国内容。

　　抗战时期，晋西还创办有一所民族革命学校。该校是在抗日战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依照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于1938年1月始建于临汾，以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军政人员为宗旨，1940年，阎锡山把民大迁至秋林，变成集训反共干部基地，完全改变了民大性质。民族革命中学(简称民中)亦创办于19387年，革命根据地民中虽然由阎锡山兼校长，实际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此外，各县还创办了一批民族革命高小、初小。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基本接管了日伪统治区。战前迁往外地的学校纷纷回迁，教育事业一度有所恢复。然而，好景不长，阎锡山为了积极反共，从事内战，加紧与强化了对学校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军训、“三自传训”(即所谓自清、自查、自白)，不择手段地控制广大师生的思想，许多师生被迫害致死。阎锡山地盘越打越小，阎统区教育渐趋瘫痪，各类学校纷纷停办，不少学校被占为兵营，学生被强迫当兵，也有部分学校迁往北平。

　　日伪在山西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

　　日军侵入山西之初，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数教室在侵略者炮击下变成一片瓦砾。山西沦陷区的教育已被摧毁一空。日军为“以华制华”，并使中国“亡国灭种”，遂在战事稍定的沦陷区开始推行奴化教育。1938年上半年，伪山西省公署设立了教育厅，在太原国师街成立了“山西省立第一新民学校”。同时，还给各县维持会下令，要各县在教育科内设立“社会教育股”，宣传“中日亲善，剿共灭党”的亡国思想，以配合日军侵略需要。

　　1938年后半年，日军将原西校尉营、西缉虎营、天平西巷、前所街、新城北街5所小学同时分别改称山西省第一、二、三、四、五新民小学。1939年又在东缉虎营、北仓巷增设山西省第六、七新民小学。同年，还在北门街东头道巷、新道街分别建立了太原市立第一、二新民小学校。1940年在西羊市街建立太原市立第三新民小学校。1939年后，日伪在太原设立的中等学校，计有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太原商业新民学校、省立初级农科职业学校、太原工业职业学校、太原日语专科学校。还授意伪教育厅在临汾、运城、代县分别设立了山西省立第二、三、四师范学校。，又设立了山西省立长治师范学校、山西省立榆次初级农科职业学校、太谷初级农科职业学校。1944年，日伪成立道(县)立中学7所，分别设在灵石、介休、曲沃、临晋、永济等县。

　　最初日本侵略者在学校和社会上主要大肆宣传“中日同文同种”、“亲善和睦”。1940年7月，伪华北教育总署推出八项“训育实施方针”，使其奴化教育趋于系统化。①废除七七事变前印发的各类教科书，不论删改与否，一律禁用。改用由日军授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编写的新民书馆独家印行的汉奸卖国教科书。训化学生树立苟且偷生、安贫乐命的奴才思想。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级学校把日语定为一门主课，日语不及格者，不予升级。伪省公署教育顾问铃木传三郎还执意主张彻底废除中学英语课，都改授日语。③在中小学“修身”和国语两课中重点讲授“礼义廉耻”等封建思想，并加以歪曲，给予奴化注释。④日军在各类学校都派有日本人担任教官及其它职务。⑤强迫学生进行种种奴化活动。⑥选送学生留日与组织赴日参观团。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兵力不断往南方抽调，山西派遣军为弥补兵力不足，准备驱使山西沦陷区学生充当炮灰。

　　山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多处于贫困山区，教育事业原本就不发达，因此，根据地教育事业几乎等于白手起家。“晋西事变”(1939年12月)前，根据地的学校都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创建各级民族革命学校。各级中小学校教学工作极不正规，学生在校除识字外，大部分时间则是以听讲时事政治或站岗放哨、军训为其学习与活动的主要内容。为发动全民抗战，社会教育从根据地创建始就受到重视，各地普遍建立了识字班、识字组、冬学、民族革命室、救亡室等多种社教组织。其形式，主要还是以培训干部为主要内容的短期训练班。

　　“晋西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日渐巩固，加强了教育事业的正规建设。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各根据地也制定了十分详尽的教育规划，对中小学及民众学校之编制、经费、设备、成绩考核、入学与毕业、学制与课程设置及教师聘用制度，悉数作了明文规定。经过几年努力，各校均建立了正规的班次，学生入学率也大有增加，而且学生来源亦有所改变，从纯粹依赖各机关推荐基层干部入学转为以适龄青少年报名投考为主，但学校依然没有改变培养干部的性质。社会教育则形成了工农兵学商全社会都参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41～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加之华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残酷的环境影响了根据地教育事业的正规建设。从1944年至抗日战争胜利，由于抗日根据地环境相对好转，加之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成为抗战中最好的一个时期。

　　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进攻之下，解放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效地为战争和土改服务。有些地方产生了忽视甚至放弃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的偏向，晋绥边区甚至在本区范围内停办学校一年，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1948年起，教育开始逐步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前进，逐步转变了抗战年代“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把普通教育提到了重要地位。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培训班始终是解放区干部教育的主要形式。社会教育方面，从教育范围和教育对象上来讲，抗战时期主要对象是农民，而在这个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工人和市民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也都发生了一定变化。1949年9月4日，山西省职工学校在太原成立，标志着本省成人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