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表平平无奇的戴公馆，前来寻访戴笠生前气息的游客，为从佛龛后发现的一道暗梯或从电讯秘室突然斜出的一道暗哨，而感到某种满足。戴笠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江山军统文化”，俨然已成当地的品牌。5岁加入军统（1943年）的江山人王庆莲，至今仍记得，在重庆罗家湾军统礼堂，“戴老板”每周都要对局本部人员进行长篇训示.戴笠在故乡江山的遗迹如今只剩一处保安乡的故居，已经84岁高龄的王庆莲去过五六趟。“一到那里，看到墙头挂满戴老板的照片，我就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说着，一股肃穆之情开始在老人脸上凝住，往事的光彩与忧伤，在皱褶里来回打转。“她最早被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那里便是后人谈之色变的中美合作所。但王庆莲嫌磁器口地方荒僻，申请调到罗家湾局本部当译电员。“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二话没说就批了。”王庆莲说。

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1955年的“肃反”，对戴笠的揭批和丑化，在“文革”前后达到顶峰。“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魔王”等帽子，都是那个年代的发明。花街口的老住户受其连累，多被打成“黑五类”，王庆莲的舅舅一关就是20年。王庆莲自辩并没有参加内战，也难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这些年里，江山的军统同事一个个相继离世。先后进入军统局的江山人数以千计，戴笠手下就出了14个将级军官和不下百名校级军官。戴笠及其继任者毛人凤，和军统元老毛万里、毛森，合称“三毛一戴”，是军统“江山帮”的台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