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间，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如《简明广东史》中就持这一观点。如何看待这些瑶汉冲突，首先要对当时的社会、阶级作全面的分析，要全面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采用的史料必须完整、真实，才能对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
瑶族的祖先是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一直被称为蛮夷，至隋，因为常免徭役，称为“莫徭”，以后用“瑶”作为专用的族称。因为瑶人以耕山为主，大分散、小聚居，流动性较强，加上知识不高，生活困苦，常为生活出路铤而走险，历来难以控制管理。明朝建立后，曾五次对瑶区实行“蠲免”，同时又实行“抚流民”等措施，但由于官兵大量招抚“俍人”参加军垦屯种，使汉瑶矛盾，俍瑶矛盾错纵复杂。
明初，政府曾对少数民族实行一系列以抚为主的统治政策，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立土官或流官进行管理，委任“瑶首”、“瑶领”、“峒首”、“畬长”。这些瑶族上层与瑶民未形成阶级对立，瑶人的动乱亦不是针对“瑶首”，所以，不能将这些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来看。瑶汉冲突早期，也未存在民族压迫情况，因为生产方式与活动区域的不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很突出，特别是元代，蒙古人将南人列为最低人等，汉人与瑶人之间的矛盾亦不是主要矛盾，动乱多数也不是专门针对汉人，而是针对官府。但随着汉人大量南移，以土地占有的封建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确立，瑶人的自由游动受到局部限制，除了军队的屯种外，汉人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立寨耕守”，土地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瑶汉冲突才愈演愈烈，最终暴发了影响岭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变化的“瑶乱”。社会动乱的结果，使到岭南的行政区域和官僚体制要进行重新的整合和变革，促成又一次的民族融合。
瑶人由湘入粤，由粤入桂。宋代汉文化南下，湖南之汉瑶冲突最多（据《宋史》、嘉庆《湖南通志》及《宋会要辑稿》，宋代共发生瑶乱三十六次，其中湖南廿四次，广西七次，广东五次）。由于广西山地较多，故元代广西的瑶汉冲突较广东为烈（元代广西瑶乱升至廿八次，湖南发生十三次，广东仅有十次）。延至明代，粤桂两省大举征瑶，战场多在粤桂交界地。广西主要在大瑶山（藤县大藤峡附近），广东主要在泷水之东山、西山，尤以罗旁瑶经常出没于西江劫掠，两广如骨刺在喉，泷水之瑶乱影响最为严重。
明代岭南之“瑶乱”，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官府以抚瑶为主；二、自正统至景泰年间，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三、由弘治至万历年间，进入全面征剿时期。
明政权建立后，实行屯田制，分别有军屯、商屯和民屯等方式，军队之中亦安置三分之一进行屯种，以休养生息。洪武年间，德庆州泷水县红豆山（今云安县镇安、罗定市金鸡一带）瑶首刘第三，自元末便开始酿乱，一直未有平息，明新政权未找到抚瑶办法，仍以军队平乱为主，到洪武十二年（1379），始将红豆山瑶乱平息。洪武三十一年（1398），再次发生西山瑶人盘穷肠的暴乱，指挥王濬率官兵前往征剿。实际上，明的抚瑶政策是从洪武末年才得以正式实施。
明洪武三十一年，平息瑶人盘穷肠之乱后，开始在瑶区设立瑶官，委任当地瑶首作瑶官，统领“抚瑶甲总”，建立封建政权基层组织，实行羁縻和怀柔政策。永乐抚瑶期间，先后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京朝觐和进贡，明王朝对朝贡的民族上层除了给予冠带、钞币等赏赐之外，还根据各人招抚户口多寡，分等级授予瑶官，每2500余户，可授二等瑶官，足7500余户可以上京朝觐，发给嘉奖其“向化”有功 准予子孙世袭的诏书。永乐四年（1406）六月，化州县吏冯原泰被授予泷水抚瑶县丞。永乐一朝，德庆州所属及邻近前往朝觐向化的瑶首不少。如永乐六年盘永用，永乐八年骆第二，永乐十年信宜根竹峒陆仲八等，冯原泰也因抚瑶有功，升为德庆州抚瑶判官。据民国《罗定志》记载：永乐十三年八月丙辰，德庆州瑶目周十八来朝贡方物，朝廷赐与衣钞，并赐敕曰：“皇帝敕谕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古蓬，下台等山瑶头周十八、刘大，恁每（您们）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卫军有司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出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招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拨，从使安生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是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这敕谕直至京城来奏，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其后宣德八年，石窟、思劳二山瑶首陆以义等相继朝贡，也获得皇帝敕谕。瑶人受抚来贡，屡屡获得赏赐宣谕，这种怀柔政策的收效甚大，结果永乐二十多年，溪峒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