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下虽小，但系殷阜之区，更为人文荟萃之所。就以明清两代所出进士之多，足可以使人叹服。不但出了沈状元(坤)、汪榜眼(廷珍)、夏探花(曰瑚)，三鼎甲俱全，居然还有刘氏的“五世巍科”(刘世光，刘一临，刘自竑，刘芳声，刘昌言，刘愈，刘始恢)。“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园主即为坛坫之英，风雅之彦，当初园中之盛况就完全可想而知了。
前文提到的毛西河赋《明河篇》事，其中还有一段趣闻。清初西河避难淮上，化名王彦字士方，匿迹于夭宁寺。时间长了，人心萌动，逐渐与淮安诸名宿相友善。当年八月十五日张鞠存召大江南北名士百十人，齐集曲江园观百戏，西河也在座。时园中张灯水榭，设伎作诸色，星盘火树于洲渚间。席中丝竹清歌，酒过数巡，西河乘着酒兴为赋《明河篇》，全诗长达五百八十六字。诗成以后争相传抄。正巧张鞠存的同年宣城施愚山过淮，见诗大惊曰：“何物王士方，此非吾友江东小毛生?”急物之，果然。
三
如果说张氏曲江园已极一时之胜，到了程氏手中可谓“更上一层楼”，达到她的最鼎盛时期。这一方面因为时值寰宇承平，进入了所谓康乾盛世。另一方面是因为程氏乃富商巨贾，财力远远超过了普通仕宦世家的张氏，何况张氏父子的仕途又并不春风得意。这一点从程氏买园后立即大兴土木加以扩建中也可以看出。更重要的原因是程氏父子叔侄的才华以及在文坛上的名气、影响也决不相让于张氏父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程氏手中，文社的规模更大，产生了“曲江十子”，刻有《曲江楼文集》，坛坫之盛被推向了新的高峰。这里不妨对程氏家族作一点简述。
程氏自晋梁起即为徽州名族，是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之后，世居歙之岑山渡。明季迁于淮、扬，业鹾的共有好几支，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淮北盐业。据李元庚《梓里待征录》记述，清初淮安盐商十三家，全部姓程，皆极豪富。当时从张鸿烈手中买下曲江园的是程朝宣(字辑候，一字二樵)。也就是说曲江园的真正主人既不是程钟的高祖父克庵先生，也不是爽林、风农兄弟。而是爽林、风衣的二伯父二樵封翁(爽林，风衣之父名朝征，排行老三，老大名朝聘)。前文所述只是姑且暂从二百余年以来几乎所有官私著述之说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其理由如下：
据李元庚《河下园亭记》所述，园归程氏易名为柳衣园的是程眷谷。眷谷名竣，一字大川，乃朝宣仲子。其才气、名望远不及爽林、风衣。如果园是爽林、风衣的，他们又亲自主持着曲江园坛席，何不自己起名呢?实际上易名的时间也是在程朝宣弃世以后，程眷谷正式成为曲江园主之时。
既然爽林、风衣并不是曲江园真正的主人，为什么二百余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宫、私著述中只要一提到曲江楼，就好象只知有爽林、风衣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弟兄在文坛上的名气，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曲江园的贡献确实是显赫的，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和曲江园似乎成了无法分割的整体，因而被人以讹传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