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从“挖社会主义墙角”到“改革功臣”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禹作敏受到非难时，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林沫和笔者谈话，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大家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他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做法成了合法的经验，他本人由“腐蚀干部”的罪人变成了改革功臣。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市委第二书记亲自到大邱庄表态，向禹作敏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说明对大邱庄有个认识过程，表示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995年元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禹作敏对质疑过大邱庄发展方向的静海县、天津市一些领导有意见，中央领导提醒他接受大寨陈永贵的教训，不要惟我独革。为了帮助大邱庄健康发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留下来，就大邱庄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并帮助禹作敏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笔者陪同吴象参加了这次调查和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禹作敏不要把自己划为改革派，把不赞成自己的划为保守派。要他说服河北省电视台在即将播出的反映大邱庄改革的《燕赵悲歌》电视剧中矛头不要对准县委领导。这次谈心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只相信权力和金钱的禹作敏对这些规劝已很难接受。

利用国家政权创造“效益”

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家人擅长作倒贩牲畜生意。本人小时读过几年《四书》，合作化后当过多年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善于理财经商，懂得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连年翻番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88年5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大邱庄视察，提问:“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包下去。”

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就能翻番?”笔者跟踪采访时，是大邱庄总公司新提拔的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绍国，是禹作敏的大儿子。他原来是为他父亲开车的，现在分管工业项目；另一位叫禹绍桐，这位小伙子是副总经理禹作章的儿子。他们都是禹姓家族的，双双两代人都在一个领导班子。这两位年轻副总经理讲出了大邱庄的经营“奥秘”。他们说，划小核算单位，理由是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际却是钻政策的空子，因为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划小核算单位就成了新办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两年的待遇。国家税类、税种很多，许多工厂依法缴税就赔钱，躲开税就赚钱。知情人说，划小核算单位还可以重复计算产值、利润。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钻“政策空子”，必须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笔者陪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向来访者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他介绍说，“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国家执法部门历来都是吃“皇粮”的，是代表国家公平、合理处理事务的。现在在大邱庄设专门机构，另外领着大邱庄的钱，就得首先为大邱庄办事。“划小核算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证，就地免税；大邱庄与外地人发生纠纷，领取大邱庄工资的公安人员首先保护大邱庄；打官司不用怕败诉，领取大邱庄工资的法院工作人员会替大邱庄说话。禹作敏说“这些我都省心了”，他尝到了官商结合的甜头。

官商结合变成官商一体，禹作敏就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大邱庄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赐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