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成为中国上百万个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现代企业要求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中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外的资本家许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员，但在大邱庄这样的企业，因为产权不明而承包人又觉得“这资产是我创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经60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来访人员讲。他已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这位小青年上过大学，学过外语，有些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没有工作实践。为给儿子接班创造条件，禹作敏先要这个儿子当了全村的团委书记，又要他到“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创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水到渠成”了，他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到禹家，他们自然“爱厂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共同捍卫。

“年薪70万”和“开明绅士”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在“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全村出现畸形消费。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全村有法国、美国、日本产的高级小卧车200多辆。继禹作敏之后，“奔驰”小卧车猛增到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这一切首先由谁来享受呢?是禹家及其亲信中的“能人”。为什么大邱庄如此富足?应聘到这里当顾问的天津一位国营企业厂长说，因为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大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不得超过；而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它费用，其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而且分配数额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1万元。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他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在这里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作为与极有权势和名望的人交易筹码，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但对抬高个人社会声望的事情，他就当起了“开明绅士”，慷慨解囊。所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当政协委员。

这些“赞助”都是当新闻见诸报纸、广播的，更多的却是给握有实权的高官的“绝对保密”的信息费。所以当禹作敏判刑时，因不涉及经济问题(个别已揭发的案子除外)，许多接受贿赂的官员受到了“保护”。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抄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