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