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不知老将至，蹉跎岁月，已届耄耋，未尝有成。这是画家凌晨的感言。凌晨，就是后半夜至天亮前。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得从老人80多年的绘画经历，及许多人生故事说起。先从史老对凌老“马”的评价谈起。

　　一、2001.8 一幅《八骏图》受到史树青先生赞赏。
　　史树青（1922-2007）国家近现代书画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这事得从1991年说起，当时舟山骨伤医院院长顾鹤鸣先生邀凌老前往舟山普陀旅游。为表示谢意，同时也表达对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大好形势的抒发，特意画了幅《八骏图》赠给顾院长。
　　时隔10年，2001年8月1日舟山观海堂冯经理为了鉴定自己收藏的几幅名家作品真伪，专门去北京邀请史树青先生来舟山。史老很快就鉴定完几幅作品，冯经理觉得机会难得，就打电话给顾院长，让他将收藏的书画作品也拿来鉴赏一下。没想到顾院长将凌老的《八骏图》也带上了。更没想到史老一看见《八骏图》颇为赞赏。提笔在画上题句云：“胡马大宛名，峰棱秀骨成。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生死。凌君写八骏，万里驰纵横。略改杜甫诗句奉题先生《八骏图》。悲鸿先生见之，当为首肯。”这样的赞誉始料不及。之后，冯、顾先生商量打电话，邀凌老再到舟山。凌老去后才得知受到史老赞赏，颇感意外。

　　二、四、五岁时喜欢画画，裱画店老板要卖我画
　　凌晨，原名凌公望，1923年10月生于大别山麓。下面是凌老自述：我的祖上没有从事绘画的人才。母亲是中学教师，是当时不多的知识女性，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兴趣培养。1931年，我八岁，就读于河南开封省立第五小学，是省模范小学，师资很好，教美术的老师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叫李明轩。美术兴趣就是这位老师启蒙的。那时没有条件学油画，油画颜料是进口的，价格高，买不起，只好学国画。国画一学上手，就特别喜欢，悟性也特别的好，画的画总在全校拿第一。有了成绩，更激起了画画的兴趣，一有空，别的同学玩去了，我就画画，对我来讲，画画就是玩，久而久之，我对画画达到痴迷的程度，被大人叫做“画迷”。
　　小学毕业，初中读了半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全家从开封逃回老家。姐夫在县里办了个小学，看中我的美术特长，聘我当美术老师。真有意思，自己还是小孩，却当了老师，这也算是稀奇事吧。当了半年老师，便继续读初中。空时我自娱自乐，画了一幅荷花，一幅老虎戏孔雀，老虎跳起去抓孔雀的尾巴，完全是自己想象的。孔雀是鸟中之王，老虎是兽中之王，既吉祥又祛邪。我拿去装裱，裱好后，店老板把画挂出来，有人看见后，称赞不已，一定要买这两幅作品。我去取画，店老板问我卖不卖，我说我是小孩子，怎么能卖画呢。那人怕我不肯卖，出了一个不错的价钱：一担米（相当于300斤米）换一幅画。那时，这个价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不卖，倒不是嫌价低，而是不敢卖，买卖应该是大人的事。在店老板的再三劝说下，我只好同意了。
　　那是抗战时期，老家没有高中，我只能到安徽六安读高中，从老家到学校要走200多里，很辛苦。有次我画幅老虎，被美术老师看见，很是喜欢，要了去挂在自己宿舍，老师的朋友看见，连连称好。我在虎图上没有题自己的名字，他们以为是老师画的，老师也没有说破，再说告诉他们是一个学生画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于是拿些纸向老师索画，这为难了老师，老师根本画不出来，只好请我画。我呢，拿人家的纸练画，何乐不为。给老师代画，既是练画又给老师挣足面子。我的作品无意中得到认可，更奠定我对于绘画艺术孜孜以求的信心。

　　三、1946年考美院考得第一名。大画家临我小字辈的画。
　　为了进一步深造，考国立艺专是我梦寐以求的。1946.9抗战胜利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重庆迁回杭州，进行战后第一次招生。赴考很辛苦，因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步行到蚌埠坐火车，到杭州整整走了一个星期。到杭后，我傻眼了，参加考试的都是上海、苏州美专的毕业生，还有许多画家的后代，况且杭州本是美术之乡，可谓强手如林。我想这下完了，肯定考不中，但既然千里迢迢来了，就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考国画是潘天寿大师监考，他看了我的作品，笑了笑，不作声。我心里直打鼓。发榜要一个星期，住不起旅店，就恳请老师在教室将就一下（自己带有被子）。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从教室往大门屏风走，心情很忐忑，因太想考中，急于看结果，又怕看结果，我伸过头看见前排第一个字“凌”，仔细看是我的名字，我居然考第一名，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取得前二名可享受公费待遇，从此我读艺专学费、吃住全免费。那时的校长是潘天寿，教授是黄宾江、郑午昌。有这些名画家点拨，再加上系统的学习，我艺术水平日臻提高。
　　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儒，是与张大千齐名的画家，他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生怕杀头，从北京逃到杭州。我听说后登门求教。我带一幅松鼠，一幅锦葵，并另准备了两张白纸，请溥先生在我的两幅画上题字评论。另写一幅字，画一幅画。溥先生很随和，慨然应允，叫我一个星期后来拿。七天后我去溥先生家，溥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卷画，从中抽出我的四幅，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两幅和我一模一样的“松鼠”和“锦葵”。显然他是临我的画。我回来的路上纳闷，一个大牌名画家，怎会临我小字辈，现在想想才明白，这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大名家。

　　四、解放后，业余创作了一批作品。1957年反右时，无意中救了李震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毕业后，在谭震林书记领导的省委农村工作团搞土改。后进浙江工人日报社任美编。这期间经常给工人上美术课，培养工人画技，有两名青年工人经我推荐，读美院深造，后来学有所成。刚解放时，中国美协主席江丰提出国画不科学，取消国画，我转而学搞版画。那时我年青、精力充沛，常常搞创作工作到后半夜。创作了一批作品，如铜版画《转运》参加1956年第2届全国版画展和中国现代版画展到欧亚美等11个国家展出。刊载于《人民日报》《文艺月报》，并作为国礼赠送给11个国家美术馆收藏。木刻《转移》体现了金萧支队在四明山打游击时的军民鱼水情。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纪念美展。刊载在1957年《美术》、《解放军画报》。并被军事博物馆收藏。这期间，我常用笔名：凌晨投稿，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的名字了。
　　李震坚（1922.5-1992.10）擅长中国画，是现代人物画的领军人，培养了一批优秀人物画家，如周昌谷、方增先、刘文西等（人民币毛主席画像就是刘文西画的）。那是1957年秋季，正是整风反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李震坚被批斗而一时想不开。欲寻短见。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饭后无事，想和同学李震坚聊天。于是来到孤山边的国立艺专教师楼。推开震坚虚掩的门，见他昏睡在床上，我叫他几声，推几下没有反应，觉得不对头。再一看桌上有安眠药瓶，觉得要出人命，马上到外面求援，时逢周末，找不到人，我赶紧跑到平湖秋月叫了一辆三轮车，和车夫把震坚抬上车，迅速拉到杭州市一医院，医生一查病人已经休克，再迟来要出人命的，立即进行抢救，一直到后半夜才稍有好转，当时没有特效药，只打了一针吗啡，医生说只有大量喝浓茶，我就去张罗煮茶给他喝，这样天亮后见他慢慢苏醒。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五、1962年，由于有家庭成份和海 外关系等因素，被下放农村20年。下放时，把我当右派。落实政策时，不把我当右派。
　　1962年，我在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被无辜下放河南农村，作为改造对象，强行参加农业劳动。我是一个读书人，没干过体力活，全家七口人，就我一个劳动，那个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因是地主成份，孩子读中学的权利也剥夺了，十四、五岁就参加农业劳动。我问，我不是右派，干嘛如此对待我？他们反问我，你不是右派，干嘛下放这里来。再说，你出身地主，弟弟在台湾，不是右派，起码也是美蒋特务。1966年，红卫兵抄我家，仅有的家当，包括我收藏的古画，如唐伯虎、吴镇、郑午昌、吴昌硕，溥儒等名家作品，还有老师潘天寿、黄宾虹的画作，全部抄没一空，收据也没有给。（1981年平反后我去追讨，发现有几幅古画在当年的红卫兵手里，但苦于没有证据，讨不回来）。那时被害的全家简直无法活，当然更没法画画，只是偶尔在县里画画毛主席像。这样的折腾，我对绘画失去了信心，不希望后代再学画了。那时我40多岁，正是创作的黄金年龄，被严重的耽误了二十年。二十年，一生有几个二十年，耽误不起呀。
　　1980年党中央拨乱反正，我回到原单位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人家说，你不是右派，怎么落实政策？幸亏遇到了一位大恩人，他是省总工会主席赵景堂。当年我们两家同住一个院子，关系很好。他说，老凌呀，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犯错误。他帮我联系相关部门，解决全家户口问题。使我享受离休待遇，我实在太感谢赵主席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第二次艺术生命之花。凌老为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以百倍的热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如：《老山兰》、《墨牡丹》、《野火烧不尽》等均获大奖，并得到一致好评。又被批准成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8年参加“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展，荣获一等奖。2006年9月参加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天骧杯中国画马艺术大展获天骧奖。尤其受到史树青先生的高度赞誉——“大作画马诸图形神兼备，确有悲鸿先生未到之处”。近年被聘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首席艺术家，中国国家书画院副院长，台北故宫书画院名誉院长。九十高龄的凌老，仍在思索创新，探求艺术新的造诣，享受绘画中的乐趣，他说“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