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独特的钓鱼情结和钓鱼文化，进而衍生出名人垂钓处—钓鱼台文化。历史上垂钓的名人甚多，所以古钓鱼台遗址也极多，著名的即有十多处。如陕西宝鸡的姜太公钓鱼台、山东鄄城县的庄子钓鱼台、湖南桃江的屈原钓鱼处、江苏淮安的韩信钓鱼处、安徽贵池的李太白钓台、湖北武昌的孙权观钓台、湖北大冶的张志和钓鱼台、江苏扬州的乾隆钓台，等等。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无所不包。当然不乏附会，往往也不可稽考。但其中的文化底蕴确是颇为深厚，如浙江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名声最为驰誉。

许多人都知道严子陵其人，进而钓台、富春江也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景观。少时读《古文观止》中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便有心仪，尤其文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歌词，音韵铿锵，虽然少不更事，也常朗朗吟诵。古人编过一册吟咏严子陵垂钓和钓台的诗集，赞美者居多。

及长，终有机遇作富春江之游。游后方知为何黄公望爱画《富春山居图》，为何吴均在《与宋元思书》中大声赞美“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全书只有百余字，却为写富春江之佳绝名篇）。原先还疑心有些夸张，其实并非虚誉。当然，像大词家夏承焘先生所云“看黄河宜落日，渡长江宜风雨，月夜泛桐江，则几疑自天而下”的佳境，我未曾领略。因为时间有限，只可作白日游。暮色中登桐君山，在微风中，眺望两岸青峦，一江如练，暮霭与烟波共色，落霞同帆影惊心；那种韵味，没有酾酒便有些醉意了。

钓台，此即严子陵隐居垂钓处，后人称东台，乃范仲淹所建，碑文即他那篇有名的《严先生祠堂记》。历经近千年风雨侵蚀，文刻依稀，几难辨认。范文正公的碑文是推崇严子陵的，他引《易》卦《蛊》“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推论“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进而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功于名教也”。他在这里为官时，建祠祭祀，又免严氏子孙的赋役，可见褒扬之心。

但我怀疑，范文正公是否自我矛盾呢?在《岳阳楼记》中，他以“先忧后乐”为怀，推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境界。这是符合儒家传统的，如以此为标准，严子陵应该受到批评。因为儒家希望立德、立功、立言，理想境界才是功成身退。范仲淹自己就是文治武功的典范，于政治、军事、词章皆有建树，单看当时“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的民谣，就足见他的威仪风采了。古人隐居，有真有假。所以王世贞《钓台赋》讥讽“渭水(指姜太公)钓利、桐江(指严子陵)钓名”。袁宏道则根本不信：“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竿，岂能到潭底？”吴均所云“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有些夸张。《后汉书》记载严子陵是披羊裘垂钓，后人多考为夏季。这是不是故意耸人听闻？我不敢武断。不过，瞻仰严先生祠堂时，却心中暗自思忖：真要隐居，结庐读书不也可以么？何必张扬引得光武帝追来追去呢？

刘秀封老朋友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受，归耕于富春江，恐怕再也不钓鱼了。是不是嫌官小，如果给了宰相之类的大官，严先生心旌动不动呢？这近乎于小人之心，似乎有些唐突严先生的君子之名。其实在我之前，有不少古人更明了批评过严先生了。比如刘基（伯温），他和范仲淹一样是积极入世的，所以他讥讽道：“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元人有首诗便显得有些激愤了：“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思想之深刻，我以为比范文正公应该高一筹。都去隐居，国家有难时怎么办？别人去浴血建国，奠定基业，你却悠然垂钓，难道不自惭么（其实管理人才也是需要的，隐居后出来也不见得晚）？更有极其痛恨垂钓隐居严子陵的，如明太祖朱元璋，切齿痛骂：“罪人之大者，莫大于严光（严子陵名光，子陵是他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