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深受科学思想和工业主义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贪欲的膨胀，导致原本致力于探究宇宙终极奥义的科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石——希腊哲学与犹太教伦理观念融合的历史产物。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化的科学思想在欧美本土几乎不可逆转。“罗素在西方文化中透视了人类在不停的冲突中制造矛盾，因而兴起了对于和谐的想望。”[1]反观东方传统儒家思想，却又因其民本主义的局限性，对于世间万物不能一视同仁，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矫正畸形发展的科学主义。如此窘境迫使我们转向庄子的“齐物”思想。

子沐，衣袂飘飘，立足于九天，用超然物外的悲悯情怀俯察万物刍狗；

子沐，麻衣褐履，“曳尾于涂中”，以不染纤尘的赤子之心仰观大道屎溺。

历史的尘埃模糊了漆园小吏的朴素面容，也黯淡了南华真仙的幽渺辉光。庄子从未如此真实而鲜活地静立在我们身侧。两千余年沧海桑田，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远去了，但我们依旧可以从“齐物”这般充盈着磅礴天地之气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在日益丧失终极关怀的科学思想中加以重新整合与进一步演绎，最终获得臻于道境的全新体验。这诱发我大胆提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概念——“齐物科学主义”。

一、“赤子之心”——“齐物科学主义”的真谛

“齐物科学主义”，简言之就是以万物普遍平等为哲学基础，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实现手段，同时以人类与自然为中心的哲学观点。

《齐物论》开篇讲“吾丧我”，即去除“成心”、扬弃我执、打破自我为中心，但“齐物科学主义”所需秉持的不仅仅是消除偏见的意愿，个体的独特性势必需要保留。个体独特价值的寄托并不属于“肉身我”、“认知我”的范畴，而是所谓的“真宰”。抛却对其“造物主”的解释，大可视同为本心，笔者个人更愿意称之为“赤子之心”。虽然这个概念首先由孟子提出（《孟子·离娄下》），具有鲜明的儒家社会属性，但庄子对“赤子之心”的自然属性阐释显然更加符合“齐物”思想破而后立的要求。《庄子》在以“卮言”形式呈现的过程中，虚构与传说中的人物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南郭子綦论天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庄子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奇幻瑰丽的想象，然而实际上近乎庄子与自己本心的对话。众所周知的“庄生梦蝶”，在笔者看来其实就是庄子在困顿的生活境遇与渴望逍遥的本心之间不断转换时造成的恍惚状态。毕竟庄子不是姑射山的神人，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会遭受苦难生活境遇困扰的人。其能够得到那些人生至理的原因在于他可以做到不与世推移，继续保有一颗免遭玷染的赤子之心。是故庄子心中的“至德之世”是“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地》）。从中不难发现庄子思想的根本来源是上古先民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经验与智慧，这正是其“天地之气”的来源所在。

纵览《庄子》中充满瑰丽想象的言谈，最显著特点莫过于其对话双方往往不局限于普通意义上的自然人。如《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的交谈以及夔、蚿、蛇、风、目、心六者的互羡作为寓言已经广为流传。这也正是《庄子》区别于《论语》、《孟子》乃至苏格拉底语录体形式的最大特点。后者中的对话更近于同质性的对话，而“唯有在《庄子》书中，可以看到它不停地运用异质性的对话来表达人间哲理。”[2]归根结蒂，庄子的“齐物”思想是其在异质文化间交流能力的本源力量。

从“齐物”思想的赤子之心出发，我们可以尝试解答为何许多看似无关的事物中存在高度统一的问题。在对东西方古典哲学的认知中可以发现《庄子》中对于赤子之心、混沌之态的论述与《沉思录》中对于人类本性的探讨深刻揭示了以道家为代表的东方古典哲学和以斯多葛派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之间的一致性本源。所谓“道在屎溺”（《知北游》），庄子对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道”那看似粗俗却又深刻的解释让我们不禁想起同样简单明了的质能守恒定理。庄子的“道”与科学的最终奥义是何其相似。“道”是宇宙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究其本源也就是“人法自然”。“道”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人类中的佼佼者如“圣人”、“至人”甚至可以掌握它并加以运用。同样，纯粹科学主义者所追寻的终极奥义神秘而芴漠。对宇宙本质的不断求索中包含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表象的内心醒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达到这种境界，科学主义可以使人类获得整个种族的成功；“齐物”思想则可以带动整个世界一道享受发展成果。由此可见，庄子“齐物”思想与科学主义在追求理想境界的意义上有着共同的旨趣。至于为何随着历史发展而东西方日趋不同、当前科学主义发生如此巨大的偏差，不妨用庄子拥有的“赤子之心”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在刚刚摆脱蒙昧和迈向文明时就好比呱呱坠地的婴孩，其“赤子之心”天成地就，因此在文明的初期对事物具有相当一致的态度。就连庄子“真君”的概念也与黑格尔（Hegel）所谓的“普遍的心灵”(universal mind)如出一辙。这种精神状态本身就是通乎主观与客观之际的心灵体验。

二、“道通为一、不同同之”——“齐物科学主义”的归旨

“齐物”思想的核心在于肯定一切人与事物的独特性意义和价值。而基于“道通为一”观点衍生出的人、物乃至万物和谐统一的观点则在解决传统科学主义与自然界的矛盾时更具积极意义。

“齐物科学主义”以其近乎自然的存在方式在面对当代各类棘手问题时具有先天优势。正如上文提及的异质性文化交流能力，从东汉佛法传入，直到南北朝时期，佛家在艰难发展时期自附于鬼神方术，道家有接引之功。出于哲学派别普遍排他性的考虑，道家对佛教的主动接纳是世所罕见的。个中原因大概就是出于“齐物”思想的驱动。

而从宗教演变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道通为一”思想与佛教现世性的交锋才牵制并成功避免中国出现妨碍世俗社会进步的祭司阶级。这也为古代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无疑，这一时期的中国工程技术设计乃至工艺设计达到了其他古代文明不曾达到的境界，而且达到了某些现代艺术仍在力求达到的境界。“道通为一”的思想虽然并不是针对科学技术而言，但其的确涵盖了科学技术范畴。虽然随着后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宋明理学的僵化断送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机，庄子“道通为一”思想的功绩还是不容抹杀的。

在实现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后，“齐物”思想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也大有裨益。“道通为一”、“不同同之”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科学技术中进行组合创造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所谓“道通为一”，从浅显层次上来看，社会人文领域的各种思想具有深层联系，自然科学领域的各项定理及证明也多有相互渗透交融之处。任何崭新理念的提出或是新型科技的应用往往是在多种思维碰撞与交锋时产生的。要实现这样的组合，任何一种观念或技术都要先了解对方，并在调整自身后达到新的统一。由于思路的开拓进展、看法的转变以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打破而产生的新的差异，其实是从反面对其统一性予以承认。如若将目光投向人类整体精神世界，人文与科学领域也是高度统一的。伟大科学理念的提出者，如爱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他们同时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大哲学家。科学界梦寐以求的所谓“统一场论”，既揭示了自然界物质场的统一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物质场的统一。科学意义上的各种场与社会人文意义上的各种场是统一的物质场。分中有合，合中见分。这样的思想之源可以归于庄子的“道通为一”思想。《庄子》中阐述分解与同合的妙理无疑是对“齐物科学主义”的系统总结。

“齐物”思想中“以明”的认识方法是打破主观是非争执、意气之见的利器，因而也对自然科学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照之于天”的认识态度则有助于科学研究的真实性检验。关于“以明”的含义历来存在颇多争议，笔者个人认为陆西星将其解释为“本然”的观点更合乎当代科学视角。科学所追求不就是物质的“本然”么！而这“本然”对于个体而言就是本心。不可否认的是，“道通为一”所体现出的自然之道不可能直接解决科学发展的具体问题，然而其中所体现出的普遍统一性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通达科学理想彼岸的康庄大道。

伴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隐藏的原始兽性逐渐使自私与贪婪暴露出来，不同地域的人类也就“重陷蒙昧”，丧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能力。于是矛盾再次出现，黑格尔所谓“恶的历史作用”在否定与否定的历史过程中亦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动力。这又从侧面反映了“道通为一”的普遍性。面对这样的难题不妨利用“齐物科学主义”加以妥善解决。我们在始终坚持万物平等的“齐物”原则以及万物齐一的“道通为一”观念时，必须超越“人类沙文主义”（乃至“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迷茫[3]，才能最终实现生态平衡的可持续性发展。

当前西方传统科学主义的式微以及中国传统诸子学的兴起为“齐物科学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环境，这标志着“齐物科学主义”即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只有不断在先贤的智慧与自我的开拓中实现超越，才能挽救已显颓势的科学主义。而施行“齐物科学主义”正是一个值得采纳的可行方案。

我们可以用“齐物科学主义”帮助这个世界拥抱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