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傅大士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
傅大士的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他16岁娶妻，名叫刘妙光。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嵩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翕，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此可矣!” 此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松山又叫云黄山，在今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傅大士偕同妻子刘妙光在此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有时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修身七年后，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傅大士的灵异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是十地菩萨。
天开神坛·三王山，是伏羲、女娲、神农的圣地，属于古徽州“三天子都”之一，傅大士游历到此，见千仞壁立，嵯峨怪石，36石门，环布铁围，东边金紫峰普贤菩萨，西边清凉峰文殊菩萨，北边龙塘峰观音菩萨，南边大太坪地藏菩萨，七峰三十六天门成圆形环绕，道教与儒家已经在此根植，他看见整座山恰似一个天然的覆钵式白塔，佛光普照，为此改名覆船山，建立以紫薇宫○搁船尖为中心的东方金粟如来·光明白国，经过他的不懈努力，逐渐成为浙西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维摩诘菩萨的道场。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诏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经律千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栖息。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傅大士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23人同为菩萨，列在宝志(即志公)之后，慧思、天台智者之前。
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傅大士录》中。《傅大士录》凡四卷，是唐代楼颖编录，又称《善慧大士语录》、《善慧大士录》、《大士录》。收于卍藏第120册。该书系辑录善慧大士傅翕之语要、业绩及其所作之诗歌，并录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楼颖所辑者原为八卷，其文烦杂，用语俗野，宋代绍兴十三年(1143)，由两浙东路安抚使楼照删其讹误，刊定为四卷。
傅大士对赞论《金刚经》有贡献，《宋史》卷二〇五“艺术志”第158页载有《傅大士、宝志金刚经赞》一卷。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而且所讲的也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
日本忽滑谷快天认为，傅大士思想之根柢为般若空宗，受僧肇之影响很大。如其偈《行路难》20篇，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题，皆合三论之旨。他还认为傅大士并非三教之调和者，因为傅大士以真空为其教之根柢，故应用老庄之虚无，其说明之方式有相似之点而已。如傅大士有偈；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合矛盾二语为一是傅大士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偶作如是说：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傅大士的《心王铭》，更是参禅佳作，其所阐述的心性论是后世禅学的核心和源头，即使是六祖惠能的思想也跳不出《心王铭》所唱的范围。干百年来，《心王铭》仍为禅家药笼中物。
《心王铭》唱出直指人心的作略。认为人心“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认为见心就能识佛。如“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几乎是后世的“陆王”心学，又如“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再加“心性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生防慎。”这些和儒家的修身养性的讲法也无多大出入，所以今人任继愈先生也认为禅宗的心性修养方法，对宋明儒教修养心性的方法影响至深。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由宝志先唱，傅大士见而禀受之。南怀瑾先生认为，此语并非始于达摩，实梁朝一种思潮。
中国禅风，起自齐梁之间，因其时有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所以南怀瑾先生说：“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达摩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士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

太清二年(548)，发生侯景之乱。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他遣军攻浙东，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江南赤地千里，白骨成堆。这一年，傅大士再次捐舍田园产业以设会。但是他的资产是有限的，光施财不解决问题，他就考虑用“法施”来感动上天和众生。先是持不食上斋，接着准备自焚烧身，为众生赎罪，并以此表示对罪恶行径的抗议。
他的门徒，个个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灭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前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42人。这样，傅大士才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伙同门徒辛苦劳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大宝元年（550)春天，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
由于灾祸连年不断，“人民困苦，死亡者多”，地方上又发生火灾。他们认为这是佛法欲灭之兆微，只有绝食和烧身灭度，才能请佛住世以普渡众生。于是弟子中有多人烧身灭度，还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及奉不食上斋者凡百人。以上事实，现代人看来是迷信和愚昧，也无济于事，且过于残忍，但是它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先人为了个人的修持和大众的利益，不惜赴汤蹈火；也说明傅大士在当时人民中的威望，以及佛教和双林寺在当时的影响和规模。
这段期间大士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天嘉四年(563)，他舍了50担米、30匹绢。天嘉五年(564)照样营斋，转颂法华经21遍。这一年，还在会稽铸宝王像10躯。自后五年，凡设六会如前。
傅大士的一生，就是这样“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离开人世，终年73岁。
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下沼南朝著名骈文学家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碑文。
傅大士灭度至今已1400多年，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南怀瑾先生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引唐朝大诗人郎士元的《双林寺谒傅大士》一诗作为本传的结语：
草露经前代，津梁及后人。
此方今示灭，何国更分身。
月色空知夜，松阴不记春。
犹怜下生日，应在一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