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位于淮河和大运河的十字交叉口，可谓地兼南北，沟通东西，地理位置十分冲要。在淮安运河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船北马”可谓是其主要表征。

  一

随着大运河而来的，是淮安各类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取经，由海道归国途经淮安城外，在娑罗树下演说佛法而开悟，兴建了太宁寺道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多至娑罗树下焚香，祈祷旅途平安。李邕撰书了《娑罗树碑》，记载当时之盛：“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胜引飞辔，商旅接舻。”日本十八次遣唐使大多途经淮安。“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温庭筠《赠少年》）淮安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名城，有着“淮水东南第一州”（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的美誉。

北宋末，杜充为阻止金兵南进而掘开黄河，奔腾的河水夺淮河河道入海；明中叶以后，黄河几度全流夺淮。黄河夺淮，不仅冲决了黄淮流域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水道，更使淮河失去了固定入海口，从而带来频繁的水灾、旱灾（民谚中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就是一种真实的写照），而且这滚滚洪流还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淮河以北的大运河北段航道。

明清时期，帝国对江南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多，“天下财赋，半出江南。”为了能让这些财赋源源不断、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明清两朝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一个负责水陆运输，一个负责治水。明清两朝将国家的两个部委设在淮安，可见淮安在这条南北“生命线”上的重要地位。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督陈瑄疏浚沙河故道，并建立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27332艘。明、清时期，每当漕运时节，“帆墙衔尾，绵亘数省”，入京漕粮一年达600万担，居天下强半。

可无论这些驻淮的河道、漕运大员们如何治理，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乾隆间在淮安设马号，北达京师，计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换乘船只优游南下。淮安“南船北马”局面再度形成，并且更加繁盛。“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清江浦的石码头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

二

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形成，不仅促使各色人等的汇聚和南北物资的会通，还促进了以“码头”为中心的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淮安的小说中就搀杂着内陆港口特有的紧张活泼的气息，以及潮湿腐败的气味。

元末天下大乱，施耐庵曾迁居淮安到老：“年荒乱世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赠顾逖》）宋江等梁山好汉曾占领过淮安，有关故事“载在人口”，并陆续搬上舞台与书场，其中淮安画家龚开还曾为他们一一画像，并作了《宋江三十六人画赞》。

由《水浒传》，顺便谈一下《金瓶梅》。《金瓶梅》是移植于《水浒传》的一些情节，经作者再创作而成的。《水浒传》中，西门庆是阳谷县人，而在《金瓶梅》中则搬到了清河县。《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认为：“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淮安）。《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明朝时期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再度兴起以及经济、社会的畸形繁荣，也与西门庆这个“物欲横流”的典型性格的产生有着正关联。在运河上走船，虽然没有大风大浪的袭击，却有更加险恶的“人际关系”。运河文化是注重金钱、看重关系的，有着相当浓厚的官气和腐败的味道，以及放荡消闲、杂乱不堪的内河港口味道，与正统的士农工商截然不同。

《西游记》里的气息也与传统的文艺截然不同。吴承恩出生在淮安一个商人家庭，接受的不全是儒家思想教育。他在家乡结庐而居，以诗文自娱：“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斋居》）以这样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胸中升起的往往是一股郁郁不平之气，而运河上的众生自然显得世俗而又可笑：唐僧儒生式的迂腐和执著（外表是和尚），猪八戒农民式的懒惰和天真（外表是猪），沙和尚码头工式的空洞和塌实（外表是脚夫），孙悟空江湖英雄式的勇敢、机智和不羁（外表是个猴子），神仙们的举止更像官吏，妖魔们的神情更像黑道人物。可以说，运河大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书中得到了象形。

三

淮安“南船北马”的交互汇通，还极大地促进了士林官商文化的发展，衍生出诸多精美的诗文和食物，给充满世俗味道的淮安运河文化增添了一股雅意。

大运河的开通，为读书人考试交游提供了便利，而船窗外的自然风景也激发了他们的才情。特别是淮安，由于大自然的造化，淮河在沟通南北的同时却又区分着南北，“谁将淮水分南北”（王信《第一山》）；一览无余的运河两岸突然矗立的青山，也给漫长的旅途增添着诗情画意：“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秦观《泗州东城晚望》）苏轼、米芾等文化名人纷纷前往淮安第一山吟咏，目前山上仍存有题刻88块，诚是“山腰有石皆诗草”。出生在淮安的诗文名家中，有象征着汉帝国“铺张扬厉”的大赋的开创者枚乘、名列“建安七子”的陈琳、“元嘉三大家”的鲍照、“苏门四学士”的张耒等。

淮安是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的故乡，而淮扬菜的扬名离不开文人与美食的契合。枚乘在《七发》中劝说楚太子时，留下了 “天下之至美”的淮扬菜的最早菜单：“刍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熊蹯之腼，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啜，如汤沃雪。”大诗人李白路过淮安时，得到了一位老妈妈的热情招待：“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由此，淮扬菜中有了名品“酒焖黄鸡”。

淮扬菜之所以能够做精做强，与“南船北马”局面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大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常常滞留淮上：“水浅舟且迟，淮潮在何处？”（刘长卿《楚州次白田阻浅问张南史》）顺治年间史学家谈迁两次过淮，均盘桓月余。每值会试之年，江南、岭南赶考举子莫不汇聚于此。行役之人，黄昏羁愁，最难消受，其中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对酒当歌，品尝美味。

在淮扬菜的众多食客中，尤其不乏盐商、茶商等巨贾和漕运总督、河督的大员们。这些人有了财富和权力的支撑，吃得更精致、更豪奢。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录下“河工之宴”：“食品之繁，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淮扬菜以清淡见长，做工精细，味和南北。1949年开国大典国宴上所用菜肴，就以淮扬菜为主。淮扬菜代表作——“软兜长鱼”率先登台，被誉为“共和国第一菜”。

以“南船北马”为主要表征的淮安运河文化，与江南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显著不同，体现出一种雅俗相间的“大码头”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