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题刻，由摩崖和碑刻两部分组成，是江苏省重点保护文物。它拥有大量的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诗文典籍。据清光绪年间编写的《盱眙县志》记载，第一山有摩崖碑刻268块，但经一百多年的悠悠岁月，其中有不少题刻毁于兵火，现保存下来的尚有168块。在这些石刻中，最引人瞩目并起教化作用的是戒石碑“圣谕”。它矗立于玻璃泉左边要道旁，高138厘米，宽85厘米，厚22厘米，碑上方呈半圆型，碑文共18字，碑额中间楷书竖刻“圣谕”二字；碑身竖刻四行楷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由于此碑风雨剥蚀严重，除这18字以外，别无它字。据考，此碑立于清乾隆庚戌年间（即1790年）县衙旁。1938年元月，原县衙（位于宣化街）被日军烧毁，此碑被有识之士收藏辗转于第一山，算来已有220多年历史。追溯历史，戒石碑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一、戒石碑的来历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鉴于前蜀因吏治腐败而亡国的教训，以及父皇在世时官吏肆无忌惮地害民虐庶情况，为告诫官吏尽心尽责，廉洁奉公，特撰著《令箴》一篇，颁发各州县。全文为：“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译文为：我惦念本地百姓，像惦念初生的婴儿，天黑了才吃饭，天不亮又穿衣起床。委任你们为各地长官，是要你们抚养教育，给他们安定的生活。政绩在哪里？要看损坏庄稼的害虫是否不犯境，鸟兽是否也受教化，儿童是否有仁爱之心；德治怎么样，要看是不是达到了“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事务，要像赶鸡回家一般，耐心疏导，讲究方法；为官清正，要像时苗那样“来一牛，去亦一牛”，留犊示廉恪守规矩。量刑从轻从重，都应有所根据；一些不好的风俗，也要能够治理。不要让他们受到侵害，不要使他们遭遇创伤。百姓容易欺负，上天却难以蒙骗。我们（官员）享用的赋税车轿，都是由他们供给；治理国家，谋求兴旺发达，还要靠我们实现。我的奖赏处罚，固然不会超过时限；但你们的薪金俸禄，都是百姓血汗换来的财富。所以身为地方长官，怎能不以仁爱慈善对待百姓？特此为你们写下这篇规诫，希望你们体会我的深邃用意）。这篇箴文虽然只24句，96字，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实际上，它是一篇廉政宣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宋灭蜀后，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83年4月，为强化吏治，从孟昶所颁令箴中，摘取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颁行全国，并令各州县刻碑于衙署大堂前，以警戒各地官吏，名为“戒石铭”。公元1132年6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以《御制戒石铭》颁赐于各郡县，令刻之于庭，置之右以为朝夕之戒。两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御制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戒石上的文字也稳定下来。所谓“圣谕”（即皇帝的谕旨），应是宋朝皇帝的“圣谕”，不大可能是宋以后某个朝代皇帝的“圣谕”。
二、戒石碑是古代衙门文化的组成部分
戒石与古代官府紧密相关，是中国衙门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天下官署的镇宅之宝，也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水浒传》第六十二回里写道：大名府财主卢俊义的管家李固设计陷害主人，使之入狱，又亲自带了金子，来贿买压牢节级蔡福，要他将卢俊义杀死于监牢。蔡福冷笑着说：“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蔡福所说的“戒石”和其他地方官署一样，置于衙门内的大堂中央，官老爷审案一抬眼就会看到镌刻在石碑上的那四句话，使之不敢忘忽，警告其若徇私枉法，天理难容。两宋以后，戒石的位置有了变化，因为它妨碍行走，便从大堂上搬了家，移至堂前甬道上，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后又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可进出熟视。另一个变化是，凡州县衙署在戒石的南向也刻有字，是“公生明”三个大字，这是专给老百姓看的，以显示官府内外清明。历史上也有为衙门文化增添新内容的，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开国后，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采取“以猛治国”、“重典治吏”的方针，因“上天难欺”等已写在了戒石上，不好再添什么，但他却下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规定凡贪污额达60两以上银子的官员，一律枭首剥皮，剥皮场就放在衙门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称“皮场庙”。贪官的人皮剥下后实草，悬于官府公座旁，使继任者触目惊心。
三、戒石碑在历史上的影响
古人说：“治国就是治吏”。令箴、戒石碑是古代君王为戒饬官吏恪守职责、廉洁奉公，而以行政力量颁布的官场规则，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吏治思想，以及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它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着广泛的影响，深深地教育了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它被当着官场上的指南针、警世钟，曾在封建社会中发挥过整饬纲纪、净化政治空气的作用。在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北宋前期的经济繁荣景象，明朝仁、宣之治，以及清朝康乾盛世，也涌现过一批各具风姿的人物，其中包括一批明君贤相、清官廉吏。他们懂得“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的道理，因而在执政中，注意到惜民养仁，清廉养德，奉公养道，明法养威。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体现“廉政”要求的戒石碑，在历史上虽然产生过一些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封建制度的劣根性，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宋元明清，在一定时期内的官场腐败，吏治堕落，乃至朝代的衰亡，仍屡见不鲜。首颁《令箴》的孟昶，开始时励精图治，但不久便成为昏君，结果后蜀被北宋所灭；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发布《戒石铭》，但后来的官吏如果能铭记太宗的“官箴”，体察人民疾苦，恐怕也不会激起宋江、方腊、田虎、王庆等农民大起义，更不会有向金人请降、称臣、献地直至徽、钦二帝被劫走的“靖康之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