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良者，王公得胜之次子也。（1872—1935），字纬宸。王佐良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县长，三次主政赣榆，主政长达16年之久。当年民间皆以“二大人”称之。
王佐良自幼深得父爱。其父在江西任总兵期间，他随父攻读诗书、兵法。王得胜从江西卸任后不久，又奉两江总督之命复出组织海胜军。王佐良加入海胜军，在赣榆多年。
王佐良曾为自己的画像作“自嘲辞”，其文曰：“体不胖，貌不扬，须稀眉浓，鼻高颈长。声粗而壮，色白而黄，心直口快无留藏。幼习科举业，壮且事农桑。虽秀才不酸腐，当少爷不荒唐。分统海胜军，身此列戎装。备员资政院，国事得参详。十载知事，捍卫家乡。愿祝永为军人，吁！建功立业于疆场！”

佐良为光绪年间秀才。宣统二年,他当选为山东省兰山县资政院议员，步入政界。
清末民初，苏鲁交界地区土匪猖獗。当地有“羽山到磨山，蟊贼一万三；磨山到苍山，蟊贼万万千”之说。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总兵府——王家大院，就处于这土匪最活跃的地区。
宣统二年九月九日（1911年1月11日），王佐良趁资政院休会之际赶回老家，会同侄子王沂华（胞兄王泽凤的养子），捐资成立团练，招募乡兵以保家。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举义。海州属地土匪趁世蜂起。赣榆县境内以孙秩坠、王西斗等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断骚扰各地，对县城和青口镇造成极大威胁。然而，此时的赣榆县城的守备力量却十分薄弱。知县曹运鹏面对日益严峻的匪情一筹莫展；县城和青口镇的绅董们则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清咸丰年间，捻军攻打赣榆城时，知县方钧恳请王佐良之父王得胜来守城，才打退强敌。如今，为了抗匪保城，知县曹运鹏也不得不到王家“搬救兵”。民国八年版《赣榆县续志》有如下记载：“知县曹运鹏以兵力不足制贼，时山东兰山县资政院议员王佐良，由京旋见招募自卫，所居朱范村与县毗连，其先人尝助赣榆城守有功，以故曹令以旧义感说，乞助于佐良……”
曹令诚意相求，又是父亲曾经出战保护的县城面临灾难，使王佐良感到义不容辞。于是，他和侄子王沂华商定：把乡兵们拉出去剿匪。他们又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请派兵合力作战。
王家乡兵得沂防营兵勇相助，首先向县境西南的磨山一带匪窝发起攻势。但因人生地疏，初战不利。于是，王佐良和侄儿王沂华商定：再度变卖家产，招募更多的新乡兵。
宣统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王佐良仍借助于沂防营兵力，率乡兵第二次向末（磨）山周围的土匪发起围剿。在战斗中，王佐良叔侄俩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之险，四出堵截匪徒，终获大胜。次日，又乘胜克复驻檾庄湖（今东海县青湖镇）的盐防营垒。
王佐良剿匪战的烽烟未息，十月初二夜，海州盐务营又发生兵变。海州的绅、商界听说王家乡兵剿匪勇猛，便火速发函请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乱。
初六，王佐良和侄子王沂华率兵去海州，路过大沙河时，听说王西斗匪帮正在浦南烧杀抢掠，便于初七日黎明带领团练乡兵包围了浦南，击毙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解救了浦南民众。随后，他们进驻海州，镇守海州城。
因王佐良多次剿匪有功，不久被江北行督蒋雁行委任为“海州军政支部长”，后又提升为陆军少将，领“三等文虎嘉禾勋章军政执法官官衔”。民国元年他到赣榆县主政以后，又兼任海属警备队统带官。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出面诱胁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调停”南北的对峙关系；来自山东的沂防营兵勇也打算撤回。赣榆境内的残匪闻风蠢蠢欲动。此时，王佐良已有军职。当他得知赣榆县城仅有练勇50人，难以自保，就劝县知事曹运鹏扩兵防匪。但曹运鹏竟以难筹军饷推诿不办。
这期间，县内匪首孙秩坠的叔父正被关押在县衙大牢里。一个因侵吞公款在押的县吏也被捕收监。他与孙的叔父串通，买通一名狱卒，让其捎信给孙秩坠——由他们做内应，攻打县城。
此事被泄密后，王佐良马上写信给曹，要曹杀掉在押土匪，并严查为土匪传信的“内鬼”，消除后患。谁知这位曹令不相信县牢里会有这种“闪失”，拖着不办。到了腊月中旬，土匪来攻城的风声越来越紧。王佐良只好急命驻檾庄湖的马队来赣榆，加强巡城兵力。
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县内的土匪行动之前，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竟突然窜来，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带盐防营和商团兵40多人前去剿灭。恰在这一夜，赣榆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打开了县城。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
第二天（1912年2月9日），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向江北行督发电，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请求派兵剿匪复城。行督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十三协统领何锋钰发兵赣榆剿匪。何到赣榆后，和青口的商会许鼎馨，姜佩之等相见，并安排盐防营，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合兵于十四日攻城。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
县城克复后，避难于青口镇的赣榆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鉴于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酝酿推选王佐良县民政长，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由许首肯，再上报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 ，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
王佐良上任后，匪势依然严峻——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他们退出县城时，人马也没受损失，留下了巨大隐患。
王佐良深知：要想稳定地方治安，就必须先制服土匪。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同时，他决定成立有马、步卒共180人的县警备队，由王沂华任管带，平时维持县城治安，战事守城御敌；保留商团300人专守青口镇；由商会筹款招兵勇150人，购两艘大船，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三门（带炮手），装备护航炮船，驻防海口。
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1407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
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
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方面，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制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嫌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再次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六百多种，并植有桂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树艺浅说》一书。该书近四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湜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
不料好景不长。1927年12月19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香谷）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
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
（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违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
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
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
但是，当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终于出面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几点“不同看法”。
丁惟汾认为：按王佐良的那些“罪状”，把他定罪判刑，有些事确是无可非议。像他吸食鸦片（违犯国法）、为保自己的面子怒杀陈鸿玉（草菅人命）、对姨太和妻舅管束不力（自取其祸）、不惜挥霍重金为姨太顾瞾建造陵墓（触犯众怒），等等。但说他“叛逆通敌”、“勾结土匪祸害地方”，就值得斟酌了。比如说王佐良“通敌”，谁是“敌”呢？当年军阀派系林立，在大兵枪口面前，他这个地方官对谁敢不俯首听命呢？即使他一时倾向某某，也只能是他的权宜之计，何谈“投靠”？
再说“通匪”。土匪本是国弱民穷的产物，仅凭赣榆一县之力是消灭不了土匪的。既然如此，王佐良就是真的跟土匪有“约定”一事，也只能说明他是想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已，说他“勾结土匪祸害百姓”，难以服人!
丁惟汾确非等闲之辈。他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
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
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范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