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顺与明代西南屯堡之谜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疆域最大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海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括西藏、云南、贵州，东南到海并及于海外诸岛。为固守大明江山，朝廷先后征调大量兵士屯田戍边，他们把先进的铁工具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苗、僮、瑶等族聚居的地区，并从事耕作、开矿、采茶、兴修水利，对这些地区的开发起到积极的作用，演绎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寻根溯源，他们从战争中走来，放下手中的刀枪后重过男耕女织的农民生活；回顾历史，他们向普通民众中走去，溶入了西南各民族的大家庭里。他们是巩固边疆的功臣，他们是西部开发的先行者。从明代至今，他们在亦兵亦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六百年的屯堡，六百年的故事，六百年的沧桑，他们过去的故事已经鲜为人知，他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关键词】 战争 屯军 农民

屯堡状态——从历史中走来的特殊人群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巩固对云贵边疆的统治，分别于洪武十四年（1381）、洪武二十一年（1388）两次派遣共30万大军“调北征南”。后来，又从江南诸省征调大批移民附籍，史称“调北填南”。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首先命令将领率军到他老家安徽的滁州、庐州、凤阳等地开展屯田，并反复告谕全军将士开展屯田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从思想上明确，在行动上落实，务求实效。着令将士走出兵营，到边区和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垦荒地，力争军粮自给，减少百姓负担。同时，派员到屯田第一线加强督责，各地军士开展屯田活动蔚然成风，地处边区的云贵和辽东两地，军屯成绩尤为显著。自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以后，朝廷多次派遣大军前往屯垦。仅洪武二十年八月、九月、十月调入云南屯戍的军队就达10.8万人。沐英1父子镇滇时，先后督军垦田30余万亩。
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世居苗、瑶、彝等多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明太祖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继续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对“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朝廷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送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1，“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蒋廷瓒为左布政使。
为强化对贵州的统治，中央政府派遣顾成1为大将，统兵5万屯驻贵州，组织军兵开垦土地，屯田种粮。在明王朝实行大规模军屯、民屯、商屯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大批征南将士和填南移民，在以贵州安顺为中心兼及周边50公里半径的地区定居下来，长顺县北部的广顺镇、马路乡等地也在此范围以内。这些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六百年前的原生态文化群体，他们既非贵州本土少数民族，而是被称为屯堡人的特殊群体。
屯田制度最早始于西汉，朝廷“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这种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做法，不仅兼顾防御和生产两项任务，而且还是实现军需自给、军转民的一种好方式。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百姓为农者最苦。他指出：“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今各种大小将帅，已有分定城镇，然随处地利，未能尽垦。数年以来，未见功绪。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并要求：“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朝廷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图使因遭受长期战乱打击变得凋残不堪的社会经济尽快得到恢复。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