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国民党也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把这些器材偷偷运走。就在美方提起诉讼的同时，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的任泊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麟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柯麟务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在澳门的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这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的器材迅速转运广州。 　　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这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麟联络何贤、马万祺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 　　柯麟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才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4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这批数量庞大的物资，需要两艘巨大的驳船和大马力的拖轮。 　　柯麟找到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这位航运巨子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了运输任务，“何贤亲自出面组织和指挥装船的工人。他找到了可靠的搬运工人，连夜火速把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柯小刚说，台湾方面很快知道了消息，立即派飞机到澳门侦查，准备进行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时，拖船早已到达内河进入广州。 　　运输数量如此庞大的货物，前后仅用了3天，柯麟在给叶剑英的报告中总结说：由于各方面的精诚努力合作，迅速而又机密，得以顺利达成使命，殊堪告慰。 　　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是两航海外资产中较为完整内运的一批，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学人名片 　　柯麟（1901—1991）原名柯辉萼，广东海丰人。1926年从广东公医大学毕业留任该校附属医院医生，在校期间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并任该校首任党团支部书记，参与领导收回“公医”归并“广东大学（即中大）”的学生运动。1927年，根据党组织安排，参加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军医、医务主任、军部医院副院长等职，并于同年底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先后在上海党中央机关、香港、澳门等地工作，达22年之久，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地下工作网，开辟秘密交通线，掩护战友,收集情报，打击叛徒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至1951年，柯麟受命在澳门一面开展党的隐蔽工作，联络和照料叶挺将军，为叶挺将军从澳门奔赴抗日疆场出任新四军军长，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一面在医疗事业上奋发进取，持续义务服务澳门镜湖慈善会长达55年，担任镜湖医院院长达38年，并因仁心仁术结识了当地各界知名人士，跻身上层社会，从而便于完成上级所交付的各方面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柯麟出任中山医学院（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形势，柯麟认真研究分析工作的特点，于1953年完成了三所医学院校的合并，使原来三间医学院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一批有学术造诣、教学经验、医疗专长的人才得到重视和发挥。“文革”浩劫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1980年5月，他重新被任命兼任中山医学院院长职务，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