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编辑]

民国初年的天津乐团合影
20世纪30年代，几位世界级的古典音乐家包括小提琴家雅沙·海飞兹、弗里茨·克莱斯勒、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等先后来到天津演出。[9]李叔同是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作词的《送别歌》在民国初年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广为传唱经久不衰，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名篇[10]。19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先后在天津创建。这两所院校培养出许多现代音乐家和演唱家。1988年，天津音乐家苏聪凭借为影片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作曲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作曲奖。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中国人。此外，有“第二国歌”之称的《歌唱祖国》的作曲者王莘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演唱者之一的刘欢都是天津人，《歌唱祖国》的首演地便是天津的耀华学校礼堂。而流行音乐巨星张学友的祖籍也是天津。[11]

建筑[编辑]
主条目：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列表

天津天后宫

天津利顺德饭店
天津历史上拥有众多的中式古建筑，主要集中在天津老城和宫北大街及宫南大街一带。由于近现代战争和人为的破坏，现今留存下来的中国古典建筑数量不多并多以宗教场所为主，如祭祀孔子的天津文庙；道教的天津天后宫、玉皇阁、天妃宫遗址和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等；佛教的大悲禅院、蓟县的独乐寺和千像寺造像等；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和天津清真南大寺。另外，天津鼓楼、石家大院、李纯祠堂和天津广东会馆等均是天津中式建筑的主要代表。

由于近代租界的发展，给天津留下了大量的西洋建筑。天津的西洋建筑，以多种多样为特色，各个租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遍布当年的天津租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12][13]。其中位于解放北路的一组欧洲风格的银行、商家和饭店所构成的建筑群是天津外国建筑的典型代表，例如：采用爱奥尼柱式柱廊、严谨古典主义风格的天津汇丰银行大楼、英国古典风格的天津利顺德饭店、古典复兴主义风格的原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兼具科林斯柱式和塔斯干柱式廊柱的原中法工商银行大楼等。而市内还有很多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风格迥异的别墅。其中，五大道更是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14][15][16]。五大道的有代表性的建筑有曼塞尔式红瓦坡顶的原天津工商学院主楼和庆王府等。而天津意式风情区前身是天津意租界，目前是亚洲唯一一处意大利式的大型建筑群。[17] 区内的著名意大利风格建筑有原回力球馆、意大利兵营、梁启超旧居等。另外，原处于法租界的和平路沿线也分布着众多法国风格的建筑，如天津劝业场大楼、惠中饭店大楼、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而一些优秀的西方宗教建筑也成为天津城市中的建筑精品，如法国罗曼式风格的西开教堂、犹太教风格的天津犹太教堂、哥特式风格的望海楼教堂和安里甘教堂等。

天津东方汇理银行大楼

天津中法工商银行大楼

瓷房子

意大利兵营
传媒[编辑]
报刊[编辑]
天津开埠后，伴随着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作为信息交流和传播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也随之发达。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宣传教义、了解商情、传达消息纷纷在天津创办报刊。西方几近成熟的报刊形态使得近代天津报刊一开始就呈现出较为完备的形态，近代天津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因而租界报刊的繁荣，也促进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18.7万份,日均2.5人就有一份报纸,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租界利用特殊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使得存在其中的天津本土报刊在自由与管制的两重境遇中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租界报刊由于受到经营理念、文化观念和西方传媒技术的影响而繁荣，也为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8]。

外文报刊[编辑]
光绪六年（1880）与光绪七年（1881）的两个冬季，天津英租界曾出版过一份小报《北方邮报》，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报告，并非正式的报纸。光绪十二年（1886），天津第一家正式报纸——英文版的《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1886年11月6日，由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与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Alexander Michie）集资，创办于天津英租界，分中英文两版。

20世纪初以后，天津法租界的经济不断繁荣，各大、小报社又聚集于法租界。法租界的中外文报刊主要有《庸报》、《商报》、《新天津报》、《华北新闻》、汉文《泰晤士报》、《华北明星报》、《评报》、《中华新闻画报》、《北洋画报》、《玲珑画报》、《风月画报》等等。

天津日租界的外文报刊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居留民团时期, 报刊主要为日侨服务,经费和读者少, 经营困难；日寇占领天津后, 借助其侵略势力及财力补助, 而且读者群也相应扩大, 内容信息也大为丰富, 日伪报刊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较早的日文报纸有《北清日报》。1918年以后又出现了《京津日日新闻》、《天津经济新报》、《华北商报》等。七七事变之前，日租界内还出现了大批经济报刊，为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制造舆论和声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