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当局制造了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实行大逮捕。

1941年12月31日深夜，日伪特务一阵敲打闯进关沫南家，5名特务一拥而上，指名叫关沫南穿上衣服，之后又将黑面罩戴在他的头上，将关沫南推上囚车把他抓走。

关沫南被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哈尔滨秘密监狱“松花塾”里。后来陈堤、艾循、王光狄等也被抓进来。关沫南的弟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大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听到附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电车站停车的声音里，判断这所监狱就在离我家不远紧靠中央大街的松花江边，是一所不可告人的日本秘密监狱。”以后关沫南和其余一些难友，又被送往伪首都警察厅留置场监狱关押。

就在关沫南被捕的第二天，1942年1月1日的《大北新报》又刊出他抨击日伪统治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梦语》：“在这说实话便要被视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搜集起来加以研究，作为惩办中国“政治思想犯”的罪证。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他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长篇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一节题为“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专门描述关沫南在狱中的遭遇，并向世人揭示了日本“松花塾”在哈尔滨秘密关押和残害国际反战人士的罪行。

1945年8月，被日本侵占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蹲了三年监狱又被判四年监外监视的关沫南，终于逃脱出来。他去到长春，一面寻找地下党组织，一面创办《新群》杂志。

当1932年初日寇的铁蹄踏上黑龙江的土地后，黑龙江的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在军事上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了把这股愤怒的民族反抗浪潮压下去，侵略者动用了大批军事力量，对抗日军民进行武装“讨伐”。在金剑啸、罗烽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有意引导和带动下，沦陷的哈尔滨出现了一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倾向的作家队伍，三郎（萧军）、悄吟（萧红）、白朗、达秋、李文光、金人、姜椿芳、侯小古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些进步作家一方面组织剧团，排练进步戏剧，另一方面以《哈尔滨日报·新潮》、《大同报·夜哨》、《国际协报·文艺》和《黑龙江民报·芜田》等报纸副刊为阵地，宣传战斗的文艺思想，发表反满抗日色彩的作品。
　　1935年前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军事镇压力度的加大和黑龙江军民军事反抗斗争的受挫，日伪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上。他们逮捕和杀害进步作家，派遣特务监视作家们的行踪；同时还发布行政命令，取缔大部分报刊，少量的被保留下来的报刊也都纳入了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不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且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舒群、三郎、悄吟、罗烽、白朗、李文光、达秋、金人、姜椿芳等人先后逃到关内。某些没有逃离的作家如金剑啸、侯小古等人则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1937年秋冬之季，在共产党人关毓华和随后到来的佟醒愚的组织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一些此前出现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作家如陈缇、关沫南、艾循、沙郁、小辛、王光逖等人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面对严酷的文学环境和斗争形势，他们不断变换斗争策略，巧妙地与日伪统治者周旋。先后在《大北新报》上开办了《荒火》、《大北文学》和《大北风》等文学副刊，以此为阵地发表作品。
　　关沫南的两部长篇文学《沙地之秋》与《落雾时节》（都没有最后写完），前者通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日文化活动，表现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展现大家族的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昭示出远未沉寂的地火仍在运行。
　　到了1941年上半年，日伪政府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进一步强化思想文化统治。日本特务机关在1941年底制造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给黑龙江文学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起事件中，这批活跃的作家中的王光逖、关沫南、陈缇、艾循、问流等人都身陷囹圄（艾循、问流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