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身浩然之气，心怀斡旋天下之志，自谓重整乾坤，“易如反掌”。可他却一生郁郁不得志，空负胸中万古刀，在那个物欲横流、弱肉强食的时代，如南山之壁，屹立于沧海之上。
孔子与孟子，不同于董仲舒之后外儒内法的儒生，他们是真正的“原儒”。以天下为己任，恪守仁义礼法。他们没有选择与时代玉石俱焚，而是将他们的思想薪火相传，成为中国思想的擎天之柱。
但他们依旧是悲剧的。
试想，如果孔子看到西汉之后的儒学，他不会高兴的。孔孟之儒，内含宇宙之爱，包揽天地正气，而不是统治者禁锢思想，一手遮天的语录。生前怀才不遇，死后成为利益的偶像。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继承原儒真正的精髓，这才是可悲的。
六、成功者的悲剧
（代表人物：刘邦、田蚡、萧何等）
成功与悲剧似乎天生就是矛盾的。可实际上，成功的悲剧是一种残酷的哲学，远比失败的悲剧要复杂，要冷酷。
田蚡即武安侯，武帝权臣，上文已经提到。
刘邦一代枭雄，城府极深，狡诈圆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逃亡路上，为使马车跑得更快，竟三次将其子女推堕马下。项羽要烹杀其父要挟，他竟嬉皮笑脸讨要一杯羹。
然而，刘邦仍然有其英雄的一面。当年的“嗟夫，大丈夫当如此矣。”虽不比项羽取而代之的豪迈，却是深沉而老谋。衣锦还乡，一首大风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响。或许，他依然对自己亲手终结的时代怀有某种不为人知的情愫？
但刘邦的晚年却不一定快乐。且不说吕后和戚夫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太子与如意的夺嫡之争。那种削平群雄，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充满了一种嘲讽的寒意。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写道：“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以此观之，信然。
再看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迁写萧何在刘邦时的煊赫，其一是为了流露自己对韩信的同情，若非韩信思，和何得扬名？其二，司马迁写萧何为了不被刘邦猜忌，故意抢人钱财，自败名声，目的只有一个：功不盖主。卑下、屈辱的生，只为保全自己成功的果实，这样的活着实在是一种悲哀。
因此，我认为：《史记》写成功的悲剧比失败的悲剧更具有雄浑的张力。这并不取决于司马迁个人主观的喜好，而是因为失败的悲剧其根源在于失败，而成功的悲剧却有各自的缘由。
如果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史记》就是先秦社会的总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运用诸如互见法等写作手法，暗含褒贬。使《史记》具有超出史书范畴的文学价值。作者试图在同一篇里保持他所要表现的人物性格，以在尽量不损害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保持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的形象与思想。但同时，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会在别的人物传记中记叙传主不太光彩的另一面。从而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比如说，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巨鹿之战”“东城快战”极力表现项羽英雄盖世，却对其坑杀二十万秦兵的暴行“尽坑之”一笔带过，对他诛杀义帝的行为只字不提。同时，他不厌其烦地描写刘邦鸿门宴的卑躬屈膝，逃亡路上的冷酷无情，彭城战败还纳戚夫人为妾的荒淫好色，表现出作者的喜恶。
而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杀义帝的行为直言不讳，并且展现出刘邦雄才大略的一面。从善如流，隐忍韬晦，在被项羽射成重伤后，能随机应变，并带伤出巡，安抚军心，显示出其一代枭雄的本色。这，就是“互见法”。
同样，司马迁也恪守“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李将军列传》写李广，李广本是个常败将军，但也是个末路英雄，因此司马迁极力推崇。然而，尽管司马迁如此推崇李广，却仍然写他被贬时被霸陵尉奚落，重新启用时“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的心胸狭窄、公报私仇的一面。
但无论怎么说，都无法磨灭《史记》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质。司马迁，凭借着承诺、执着和信念，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完成了一部光照千古的丰碑。成为“一代文雄”。

对于我们而言，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远大的理想与执着的追求。这就像东海的巨礁，虽沧海横流，却足以屹立当世。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淀自己的学养，开拓自己的胸怀，使自己具有英雄的气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