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味，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朴真自然的生态环境，丰富深沉的汉族文化内涵，足见其匠心独远。

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即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即：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裹针，神态丰腴跌宕。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3 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堡壁上，岂不弥足珍贵！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这56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风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题跋），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询、等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抄》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芸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

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故称“四十四帝后帖”。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艺，尤精书法，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众。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双钩、常怿的行楷，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遗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砖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

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四种，即：职官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还有一类即由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

历经 300余年的沧桑变化，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政府正拟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市置，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