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采风的第一站是江界河。

夏末初秋的太阳特别炙人，下午二时许，我们顶着高天热辣辣的太阳，驱车直奔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渡口遗址。

车子向西北行驶，约40公里，经一小时左右我们便来到了江界河渡口的南岸坡头。

此时，太阳白晃晃地灼人。让人难以睁开眼睛。放眼眺望，高空迷蒙，远峰低垂，山脚蒸腾着一湖瀚海烟波。

不敢相信，这就是乌江了。

再沿着崎岖的公路折转曲下，就见得不远处的青峰巨石之上，赫然勒着杨成武将军手书的“乌江天险”四个漆红大字，笔力遒劲，刻工古拙，沧桑有时。

再前行，几间低矮的棚舍和几丛荒草荆棘之间便立有一通“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的纪念碑，这是当年红军主力和毛主席就此强渡乌江的标志，也是电影《突破乌江》所再现的红军强渡乌江战役的遗址。

好生纳闷，这一通“战斗遗址”纪念碑，想来应是立于当年江界河的渡口之处，如今何故见于半山之腰？

人世间总多未料沧桑，许多人事、物事都会因了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显然，江界河一战的“遗址”也已绝非当年的渡江之地—江界河渡口了。从绝对高度来说，由于江界河水位的大幅抬升，当年的渡口显然已沉入了“淹没区”百米之下的江心。

瓮安县文联的同志说，这是由于构皮滩水电站的修建、动迁、后靠、上移的结果。

显然，我们现时凭吊的“遗址”，已不再是当年红军的渡江之地。

大江虽在，今日之江却已不再是昨日之江矣！

有资料显示，乌江乃贵州的第一大河，由西南向东北斜贯省境，把贵州切割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动辄高达数十丈；江面宽处多达200余米，最窄处也有数十米。水深流急，漩涡如沸，险滩重接，白浪翻腾。便自古就有“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的俗谚。

江界河即是乌江流经瓮安县境一段河流的称呼，属于乌江的中游。由于瓮安河即瓮水在此与乌江汇流，清浊分明，故称“江界河”。

旧时，江界河边有村，曰“江界河村”，因村里多犹姓，又名“犹家坝”；村旁有渡，曰“江界河渡口”，是瓮安北上通往遵义的要道关津。

当年，从南岸下到江边渡口，要走10多里的陡峭山路；过江后还得爬行10来里的小路，才能上至通往遵义的大道。由此，“江界河渡口”就成了勾连起这条江水南北两岸的重要关隘津口了。

史载，“江界河渡口”开渡的历史远自于唐，距今已有1000多年。过去，这里曾有许多历史遗迹，有古碑、古驿道、古栈道、古渡口和摩崖石刻等，曾记录着古代先民们生存、发展和繁衍壮大的无限艰辛。

时光走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前，我有幸能站在黔南瓮安这个叫做江界河渡口的地方，静下心来倾听一截历史跳动的脉搏心音。

抚摸一截衰草，捧起一握江水，叩问一颗石子，拂开一缕烟尘……一切完全出乎意料。青峰江水依旧，硝烟战马已远。我在冥冥中追赶着一群头戴八角五星帽子、脚穿草鞋、腹果南瓜红米饭的大兵们的脚步，走进七十七年前的那场未尽的战火硝烟中。

江界河，一条属于红军的河流；江界河渡口，一个属于红军的渡口。

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左路纵队三军团攻下瓮安县城，右路纵队一军团疾驰在前往余庆回龙场渡口的途中，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团（一军团二师四团）已抵达瓮安猴场一带……目标直指乌江，欲渡江北上。值此时，国民党军队的乌江防线长达100余公里，沿江所有大小渡口均有重兵驻守。因此，守江的黔军曾夸下海口：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休想飞渡乌江天险。

当红军抵达乌江南岸时，前有王家烈的黔军在北岸沿江重兵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十数万之师的尾随追撵。

中央红军，如果一旦渡江迟缓或是渡江受挫，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当天晚上，中央召开“猴场会议”，作出了红军强渡乌江、击败黔军、向遵义挺进的战斗决定。

当时，中央红军在乌江之南沿岸抢占了三个渡口，分三路渡江。一路是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从余庆县回龙场渡江；另一路是红三军团，从开阳县茶山关等处渡江；再一路是红一军团红二师先行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保护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由此过江，保卫中央的红五军团也由此过江。

中央红军成功地突破了乌江天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之南的美梦。

一群“疲惫之师”，在一个历史巨人的率领下踏水而去，北上遵义。从此，“突破乌江天险”战役，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历史的回忆终究要回归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