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县的文学创作，始于汉唐，盛于明清。二十世纪初稍有衰落，至八十年代后又趋于繁荣。地处九河下梢的文安洼，曾是北方著名的水乡，千百年来的北方水乡生活，给这一地方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独有的烙印，它既不同于江南水乡的温文尔雅，也不同于北方其他地域的粗犷豪放，其作品中特有的苍凉悲壮和洼淀风骨的展现，便是它突出的艺术特点。唐代诗人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他的诗作《宴词》，让读者充分领略到诗人的满腔愁绪。诗中虽描写了长堤逶迤绿水悠悠的春意，却也道出了“畎入漳河一道流”的苍凉。每每读到此便会使人联想起文安洼水灾频频的旧日模样。明代万历年间，文安知县戴九玄，在《胜水荷香》一诗中写到“江湖满地流亡尽，犹有偏舟寄住人。”可见当年的文安境内 “荒村独树”，“地僻客稀”，甚至有人居无定所。文安才子陈仪在《闵雨》诗中写到“连朝忽霪溢，行潦遂纵横。”便是文安洼“蛤蟆尿尿也成灾”的写照。1949年后，随着洼淀的逐渐消失，文安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出现了许多具有现代气息的小说、诗歌，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文学爱好者和自发组织的文学社团。作家秦天寿199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古洼魂》，从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同侧面，展示了洼地人不屈不挠的风骨。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使文安的文学创作更加普及，更加平民化和贴近社会贴近生活。 文安明代中后期才创修县志，以至于西汉燕王刘旦，谋逆失败后在文安的凄怆辞曲，南北朝时曾被封为文安伯的祖元珍的《悲彭城》，以及元代以前众多鸿儒硕彦创作的歌赋，绝大部分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唐代诗人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诗作名动一时，其中《凉洲词》、《登鹳雀楼》成为传世之作。北宋著名散文家苏洵曾于开元二十三年任文安县主簿，他以 “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博辩宏伟，必造深微”的散文和“精深有味，语不徙发”的诗作，赢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赞誉。元代，祖籍文安，徙居满城的侍读学士兼国子祭酒尚野创作的《重修文庙记》；无名氏撰写的《邑令吴君德政碑记》；位于本县艾子村的《张氏先茔碑记》并称“文安三碑记”。明代，从作者而言，既有诗人，也有散文家。既有本县籍在外为官者，也有本县的文人雅士，更有外地在文安为官和游学者。创作题材，有同情乡里.水灾写照.反映政绩.歌颂礼仪. 议叙治水和描述风物等，不一而同地以文安为创作对象，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史瑰宝。

  嘉靖年间，官至布政使的纪屯人纪常，在《荒年行》长诗中“啼饥号寒不忍听，呻吟尽是断肠声”的感伤；“九川雪浪”图作者靳之炘诗中 “老辈锡名非乐水，愿凭竹帛绘流亡。”的慨然，确实是文安洼遭受水灾惨状的真实写照，也表现出他们对乡亲的同情之心。万历年间，文安知县戴九玄《到文安》诗中“三年人在水，百里地生鱼”和保定（今文安新镇）人柴游洙《大水有感》诗中的“人依树杪高悬榻，鱼傍城闉稳系舟”真实再现了文安迭遭水难的凄惨景象。以人物传记.墓志铭.碑记及叙.赞.颂.诗等载为官惠政的作品，更是丰富多彩。万历进士孙承宗，河北高阳人，青少年时期在文安姜璧家读书，在文安住了多年，被称为文安“寓贤”，他为文安名人撰写了大量的墓志铭，对文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地名人文征明.董份等也为文安名人王仪.纪常等撰写了诗文。仅旧志中所载的清代文安人物传记.墓志铭等，出自外地人之手的就有80余篇。文安的王显忠.纪克家等多位文化名人赋诗为文，对曾先后到任文安的崔汝秀.戴九玄等知县，颂其惠德。

  布政使纪常为文安著名的孝子王原撰写了《王孝子传》，本县人王缄和知县唐绍尧为其作诗吟颂。南京国子祭酒苏州人陈仁锡为孝子纪汝清撰写了《孝行传》，知县戴九玄.唐绍尧的《咏纪京李孝行》流传至今。唐绍尧为本县孝母冢撰写《孝母莲歌》，发出“惜哉兹人名已没”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