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国，很难找到像自贡这样，与盐业联系如此紧密的城市。自贡成为闻名遐迩、饮誉中外的“千年盐都”，两次“川盐济楚”功不可没。19世纪中叶，自贡盐场因第一次“川盐济楚”走向鼎盛。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因第二次“川盐济楚”迎来了又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以盐产量高、盐税颇丰和献金踊跃著称。

从清代开始，全国实行的引岸制度，不仅延缓了自贡地区资本主义的进程，而且由于它将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只准若干世袭盐商专卖，不准跨区域自由买卖，否则以私盐治罪，这就限制了自贡地区盐场产盐销量，进而妨碍了盐业生产的更大发展。长期以来，两湖地区所需的盐均被淮盐所把持，川盐所占市场份额非常小。第一次“川盐济楚”受益于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淮盐不能运到湖北，清朝调集川盐销往湖北。

1937年，抗战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切需要靠川盐济销。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便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从1938年1月起，富荣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加运盐斤。两场的卤井在未增产前计有170余眼，增产期间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省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随着抗战的加剧，富荣东西两场增产赶运更是如火如荼，其食盐供应区域已达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担负起了这些地区达7000多万人口军需民食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