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郑成功运筹帷幄，积极参与抗清斗争和东征台湾、击败荷寇、完成台湾回归祖国大业的陈永华，字复甫，是集美区后溪乡霞店村人。少年时就好读书而有抱负，知识渊博，曾获得童试的冠军，年十九即中秀才。

顺治四年（1647）四月，郑成功派兵进驻同安，厉兵秣马，积极准备抗清斗争。八月满清将军达素和总督李率泰统领大批精锐人马偷袭同安城。义军备勇迎战，与清军相持了七天七夜，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清军将领暴跳如雷，扬言城破之日，连石头也要过刀。还特地从漳州调来数门红衣大炮猛力轰城，同时，切断了援军的来路，使守军孤立无援。农历八月廿六日城被攻破，郑军部将王晋、林壮猷战死，县令林嘉采整肃自己的衣冠，正襟危坐于厅堂，与全家尽死于清军刀下。清军又在全城大屠杀，血流成河，城内居民，十室九空。军民死难达五万以上，枕尸塞路。城外三秀山僧人无疑率僧徒日夜负尸万具合葬于梵天寺北。陈永华的父亲陈鼎，当时任同安教谕，也为国死难。陈永华闻讯后，不顾清将纵兵屠城，杀人流血成河，假扮收埋尸体的僧人进城，寻找父亲的遗体背回安葬。国恨家仇，促使他从此进而努力钻研行军布阵和施政安民的知识。

陈永华为人品德高尚，淡雅文静，端庄和穆，交往待人十分诚恳而守信誉。平素与人交谈显得十分木讷，像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但若是让他指点江山，评论时局，却有如换了一个人似地陈词慷慨激烈，谈锋雄健。而且都能论及事情的要旨，十分切旨而中肯。因此在他二十岁时，由兵部侍郎王忠考推荐，与郑成功谈论时事，终日不倦。很得郑的赞赏，说他是“今之卧龙”，当即任命他为参军。虽然陈永华是投笔从戎的儒生，遇事却有很强的判断辨别分析的能力；因此办事果断，在决定计划策略和解决疑难问题时，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被他人的错误判断所影响而犹豫不决。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召集诸将商议与张煌言联军北征的决策，会上许多将领认为北征不可行，陈永华却以全局为重，不以偏安为念，力排众议，倡言北伐，使郑成功深深感到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地留他在厦门辅佐世子郑经以确保后方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巩固。郑成功曾对郑经说：“陈先生当朝名士，吾遣以佐汝，汝其师事之。”从此，郑经对军国大事的决定，都常咨询陈永华的意见。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 收复台湾，以台湾为承天府，名东都。翠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即王位，任陈永华为咨议参军。以后，又改台湾为东宁省，康熙十四年（1675）升任陈永华为东宁总制使，实际上掌握治理台湾的大权。

台湾回归祖国后，陈永华亲自踏遍台湾南北，勘察各地的山川地势，发现许多可以开垦利用的平原沃土。于是他建议实行屯田制，把军队分派到各地戍守垦荒。让他们“插竹为篱，斩茅为屋，以艺五谷”，并亲自率部拓荒，时称“营盘田”。由于台湾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加以陈永华倡导推广大陆上先进的农耕技术，田园一经开发，一年中即获得三熟，于是戍守于台湾各地的屯垦战士都得以丰衣足食。在农闲时除练武外，陈永华还教导战士和台湾同胞筑埕晒盐，取土烧瓦，以发展生产与建设。于是“番地渐拓，田畴日启”。同时，陈永华还指导当地人民在不适宜种植水稻的高燥旱地上种植甘蔗，并把制成的蔗糖“贩运国外”，与闽粤和其他地区发展贸易，每年都“获利数十万金”。台湾的富庶繁荣吸引了大陆沿海人民，于是闽粤等地的人民纷纷渡海赴台湾谋生，每年都达数万人之众，也进而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发展。

陈永华健全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管理制度，设坊、里、社、保、甲、牌长，以理户籍之事，勤农桑，禁淫赌，戒盗贼，“于是地无游民，以是大治”。特别是康熙六年（1667），陈永华在台湾倡建文庙，设立学校，从大陆聘请饱学的儒生到台湾讲学，“各社皆设小学教之养之，台湾文学始日进”。所以“台湾外记”特别记载到：“端赖复甫才干，勤督开垦，集众煮海，调度井井，业已就绪 。兹有建圣庙，设学校，大兴文教，将来之兴盛可指日而待耳”。

在开发和建设台湾的二十年中，陈永华为官廉洁俭朴。平时穿着布衣，三餐粗疏的饭菜，他毫不挑剔，淡然处之。初到台湾时，郑经了解他的清贫，特地赐赠他大海船，以便经营海外贸易，让他每年可获得数千金的利润，但他却辞谢不受。自己召募民众开垦荒地，一年下来，收获的谷物达数千石，他仅留下只够自己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而已，其余的粮食，全部分送给贫穷困苦的亲友、部下和民众。因此当他在康熙 二十年（1681）因操劳过度不幸病逝时，台湾人民莫不痛哭失声，驰吊于家。为纪念陈永华开发建设台湾的功业，台湾人民特建“永华宫”以祭祀他；而当年陈永华任咨议参军时率部屯垦处，至今仍称“参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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