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黄色，北方。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一个三菱，一个科。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一个男孩叫戴茜，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