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