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

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

“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