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