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1896—1929),广东省海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协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中共第五届、六届中央委员，192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英勇牺牲。
大革命时期，彭湃受党的委派，曾两次来到竹乡广宁县帮助发展农民运动，为西江农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破指血书举义旗
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也许是家中拥有众多的佃户和佣人，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农民；也许是由于能接触到农民，他了解农民；也许是由于了解农民，他同情农民。他没有家族世传的等级观念，他不接受等级制度，他向往和追求平等社会。1913年，彭湃就读海丰中学，他喜欢阅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刊杂志，他崇拜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朗读文天祥的爱国名篇《正气歌》。
1917年春天，彭湃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在成城学校进修了一年，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就读于政治经济科。这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彭湃和留日学生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彭湃参与发起留日学生召开国耻纪念大会，日本警方武力镇压中国学生，彭湃被打伤，他悲愤交加，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毋忘国耻”。隔海的彭湃将这四个血写的大字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激励家乡青年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彭湃受到影响，在日本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并从事农民运动实践活动。
1921年夏天，彭湃学成回国。他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盟会”，积极在报刊发表文章抨击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主张破坏“现社会”和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的制度。彭湃认识到，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封建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旧的制度，必须要造大量的舆论，宣传是至关重要的。彭湃还下决心到农村做实际运动。
背叛家庭建农会
一到农村，彭湃满腔热情地与农民交朋友，谁知，农民却都躲着他，他觉得自己真诚实意地对待农民，可是为什么别人就不理解呢？经过反复的思索与观察，彭湃有所明白，首先是自己在穿戴上和农民格格不入，家庭经济富裕，特别是从海外归来，有时西装革履，有时一身学生装束，农民看见他就绕着走，别说是接近了。其次是讲话和农民有一定的距离，自己讲话有时总会带点洋味道，农民把他当作另一阶级的公子少爷，怎么会接近他呢。于是，彭湃脱掉学生装，穿上农民服，头戴大斗笠，还拿起旱烟袋，光着脚走到农民群众中。彭湃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讲话。这样一来，农民们与他聊天、和他谈话，愿意接受他的宣传了。
彭湃在人们过往较多的天后庙前大榕树下作为宣传阵地，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演讲，彭湃采取为人们表演魔术和放留声机等形式，把人们聚集起来后就进行演讲。彭湃向农民宣传最多的是揭露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的事实，他对农民讲地主是“欠农民的大账者”、“农民如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等。
彭湃的宣传打动了穷苦农民的心，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号召下，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等在彭湃的住处“得趣书室”组织起了六个人的秘密农会，农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会员迅猛增多。1923年元旦，县农会正式成立，会员达到两万户，人口约十万人，彭湃当选为会长。
彭湃的行动受到家庭的激烈反对，家里人想尽办法对彭湃的行为进行阻挠，妄图使他回心转意，站在本阶级的立场。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彭湃的大哥提出分家，大哥不能白白地养着一个“大逆不道”的弟弟，并眼睁睁看着他用家里的财产救济穷人，还组织农民反对自己。面对家庭的压力，彭湃仍然丝毫没有动摇。分就分，分了家可以同剥削家庭彻底决裂。彭湃将自己所分得的田契退还给农民，但佃户们却不敢收，自古以来只有富人剥削穷人，哪见过这样善良的人，人们不敢相信。彭湃见农民不敢收回田契，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当众将田契烧毁，并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从此，彭湃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成了家庭真正的叛逆者，他和妻子蔡素屏自食其力，过着俭朴的生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中。
1924年4月，具有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彭湃从海丰到了广州，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彭湃为农民部秘书。根据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为了发展工农运动，经共产党建议，国民党决定举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农民部主管，委派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学员共38人，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各地选派来的先进分子。彭湃亲自给学员讲课，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的经济情况，介绍海陆丰的农运经验。此后，彭湃还先后担任过第五届农讲所主任、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