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很旧，是那种青砖青瓦的低矮瓦屋。父亲说那年头可算很长脸了，而现在父亲已年且半百，青丝微霜。姐姐嫁了人家，哥哥也早已完婚，父母辗转外地打工。一切都变了，无法复原。人世变幻无常，唯一坚守不变的，也许只有老宅，那座老房子了吧。

暑假归来时荒草疯长已蔓延整个院子；楹联早退色剥落，孤零零地挂在门上；蜘丝无情地缠绕了每一个角落，结成了大团的绒花，用火一烧，"嘶"的一声燃成了灰烬，于是熄灭，跌落，再无人问津。没有人在乎蜘蛛从此是否无家可归。

我把自己关在老宅里随心所欲地懒散，日复一日。每天坐在树阴下面对着离离荒草发呆，脑海中一片空白。难看的壁虎摇着尾巴在墙上悄无声息地爬来爬去；老鼠从脚边箭一般窜过，冲进高高的荒草中，发出窣窣的声响；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大脑袋蜻蜓就在我头顶上盘旋，让我想起儿时唱烂的歌谣："光光蜓，来吃麦，一把扫帚捂一百。"

在我们那儿的方言中，"蜻蜓"是叫"光光蜓"的。我从未问过大人为什么，只是这样叫着。如果你说"蜻蜓"，别人是要看不起你，讽刺你"拽"的。

夕阳西斜时，我会搬着凳子在门口的树林中看书。一束束阳光斜着穿过碧绿的树林落在地上，杨树的影子被拉得细长。一位走路颤颤巍巍的干瘦婆子抱着一捆青草，拉扯着一大帮灰不溜秋的白羊，见我在读书，就问我啥时候开学，咧开嘴笑着，露出一嘴褐黄而又参差不齐的牙。血红的夕阳映出她的轮廓，蓬松的白发支棱八叉地缠在头上。

那个暑假我一直用那台笨大陈旧的老式收录机收听着音乐节目，咿咿呀呀净是些缱绻悱恻的情歌。长乐飘飘，有时我会像邻居老汉那样在闷热的午后，躺在凉席上伴着电台情歌睡去。而醒来时，我总是把手搭在旋钮上不停地找台，并把音量调到足够大。否则的话，我就会听到屋后华意那个大喇叭里传来《公母瘸子谈恋爱》或《二流子卖媳妇》中女人扯破嗓子的尖唱。明明是更年期女人，却硬是涂脂抹粉攒个发髻，裹上旧衣服装扮成花甲老人状，可仍扭动着弱不经风的身子，捏着**浪调卖弄风骚。

华意已年逾而立，却没有成家。也不知因为得了什么痼疾而变成了瘸子，成天驾着一个沉重的板凳"咯噔咯噔"地东走西跑。每天他大喇叭里播放的柳琴戏或"妹妹大全"吵得我头昏脑胀。而村里的人却是爱听的：须发灰白的老者拄着拐杖，孩子们光着上身，全都鸟儿一样伸着头聚精会神地听那个扭捏的女人唱："浪不浪，那个看走相;臊不臊，那个看裤腰，哎，那个看裤腰……"并不失时机地会心一笑。华意坐在床上见有年轻的妇女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听戏，就睁圆了蓬头垢面中的一双大眼睛，直怔怔地盯着。口水从宽广污秽地嘴里拉成一线天滴在锅底似的手背上，再辗转他处，他也浑然不觉。

那天华意地大喇叭唱得特欢实，一整天嗷嗷直叫不停歇。因为鱼贩子的三儿子要结婚了。于贩子的三儿子娶的是本村的姑娘玲玲。一天夜晚，两人"不约而同"地不见了，不久之后，她依偎着他笑容甜蜜地回来了。人们在背后纷纷啧叹："哼，人小心大着呢！"然而鱼贩子照样下了聘礼，张罗起了婚事。结婚那天，我看见16岁的新娘浓妆艳抹，成熟而矜持。在新郎的红伞下，被众人簇拥着面无表情地走入新房，婚纱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们那儿的风俗是凡是新媳妇嫁过来总要"乱"的，说是吉祥。由于玲玲辈勉且是自家村人，人们就没动手，在嘀哇嘀哇的唢呐声与噼里啪啦鞭炮声中，站在远处一边擦汗一边眼巴巴地观望。

玲玲的奶奶老顾就十分得意，逢人就说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叫她了因为她又长了一辈。因为论辈分，玲玲是该叫新郎叔的。老顾是一个骨骼健壮的老女人，整日在田里蹶拱蹶拱地打药施肥薅草浇水。如果有人掰了她的玉米或撅了她的花生，她就会掖着庄稼秧子溜着大路祖宗八代骂翻半个村子。直到嘴角堆满了白色的泡沫满脸涨红，还在跳着叫骂。孩子们是很在背后戳她的。对于她长辈分的说活，人们虽不以为然但却碍着颜面不便冒犯，背下里却深以为耻，有些男人就说："长什么辈分，她孙女又没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