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约翰·凯里认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变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映。随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教育的普及程度逐步提高，而高科技对印刷术的渗透又将经典著作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品。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大众对他们权威的挑战。而现代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对，作家们让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作品，以此将他们拒于知识的大门之外。西方的知识分子坚守着贵族的立场，贬斥大众并不断塑造他们的形象，且认为他们难以教化，激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消灭那些长着千万个脑袋的大众。由此，作者认为在包括尼采在内的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和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存在着某种学理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彼时西方贬斥大众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实际五十年代后，新中国继承了解放区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仍然贯彻“工农兵方向”，用政治权力让知识分子成了人民的“孺子牛”，不是大众向知识分子靠近而达成自我的提升，而是要付出知识分子集体的萎靡的代价来满足大众的意淫。在这两者之间，个人专制却发挥了如此迥异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是被固有的观念束缚的太紧的话，除了社会文化的原因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且这作用我并不想让它只成为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