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阮大铖托左光斗欲谋得吏科给事中之职务,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此职位在东林其他几位大佬的权衡下,被另一个东林党人魏大中谋去,而阮大铖在左光斗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一怒之下投靠了魏忠贤。
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不恨敌寇、但恨国贼”,人们更容易原谅自己的敌人,却一直不能原谅背叛自己的人,且不说其为何背叛。
又正赶上,天启五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忽然发力,借助《点将录》,挨个弹劾东林党人,东林党自此受到严重打击,而阮大铖却因及时转向,逃过一劫。
后世文人,不论东林还是复社,乃至清朝史家,将阮大铖归附阉党与东林党人被罪放在一起,认为阮大铖在其中必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几年,崇祯皇帝上台,将魏忠贤等以“逆案”一名治罪,相关人士都革职不复使用,但这时候,阮大铖的治罪理由,不过是“交结近侍又次等“,为阉党六等中的第五等,与后来所传说的在阉党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东林党造成极大打击完全不符。而在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阉党与东林斗争最激烈的两年里,阮大铖基本不在京城,在得了吏科给事中职位之后没多久,他就告假回家了。甚至于,当时阮大铖所谓投靠阉党,不过是在魏忠贤侄子那里走了一遭,也根本不是受了魏忠贤多大器重。
这时东林、复社与阮大铖结怨的起因,这个起因,造成了后来”公揭“案。
公揭案的几个参与者,如黄宗羲、魏学濂(魏大中之子)等,是在天启年间被阉党害死的”东林义士”的后代,若依前面来说,若真是因阮大铖,造成东林党人惨遭迫害,那么这些人理应嫉恨阮大铖。但阮大铖在阉党中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或许复社中确实有人认为阮大铖在东林党被迫害中起了什么作用,也断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反应。
其中缘由,就在公揭案的时机问题。
公揭案,看似是阮大铖到金陵去,借助声色犬马拉拢当时金陵文士团体,想要“推翻逆案”。但其时,正值北京一件大事发生:内阁首辅之争。
当年崇祯钦定逆案,列入逆案中的人将永不叙用,于是朝政为东林党所把持,但东林党主政两年,一无建树,反而宰辅年年换,结果到了崇祯三年,温体仁被推举入阁,崇祯六年,温体仁更是担任内阁首辅。说来温体仁其实本并非阉党成员,但其一直不被东林党所喜,双方在朝堂多有争端,以至于温体仁曾想过要提拔阉党残部来压制东林党人,结果,就把曾经依附魏忠贤的薛国观拉入内阁,甚至想要将其推举为自己的继任者。
这样的行为,必然导致朝中东林党和当时在金陵的复社文人们的群起反抗,在北京,东林党以黄道周为首,针对薛国观,开展了一系列的争权行为。而南方,复社文人们因当时无功名无权力,难以参与到这场政争之中,而此时,正好阮大铖开始活跃于金陵,于是复社文人一呼百应,”公揭案“起。
说来阮大铖也冤枉,阮大铖自告假回家后,虽然不喜东林,也不与阉党来往,后来钦定逆案后,阮大铖以曾托人上《合算疏》,这书中,将东林党与阉党都说得不轻,但当时阉党已定,于是就招致刚刚得势的东林党的嫉恨,但这至少也说明,阮大铖与阉党其实并不和。但当时金陵状况,阮大铖明显成为了复社反对阉党的一个“出头鸟”,明着是驱逐阮大铖,实际是做给北京的东林党和所谓阉党残部看的,希望借此打压其”复燃之气焰“。其实,阮大铖当日,并没有推翻整个逆案的意思,而只是想要除去自己名列逆案之身份。
最终,薛国观确实没有得到首辅职位,但事情也没有朝着东林党人的预想的方向发展,黄道周同样与内阁首辅失之交臂,得到这个位置的,是杨嗣昌。
这里只好再插一句,杨嗣昌本也不算阉党成员,只是在逆案中,杨嗣昌曾为名列其中的好友郭巩鸣冤,也因此,东林党人一直将其认为是阉党之同谋,于杨担任首辅之事意见极大。而也因此,金陵的复社,更是不将阮大铖赶出金陵不罢休。
《桃花扇》中,阮大铖的下次出场,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借助马士英在南明弘光朝谋得位置,然后按照当年”公揭“,大肆报复复社文人,陷害侯方域,称其勾结左良玉,进而以《燕子笺》媚弘光帝,将李香君送入宫中,其险恶之心用尽。
更有趣的是《明史》中,将阮大铖写的极端阴险狡诈,而看起来马士英只是阮大铖的一个傀儡。
当然,当时主修明史的,是万斯同,而万斯同受业与黄宗羲,前面说过,黄宗羲的父亲死于阉党迫害,而在黄宗羲的心中,似乎真的认同是阮大铖造成了其父亲的死亡,钱秉镫《皖髯纪略》中曾提过,在崇祯朝,黄宗羲、魏学濂曾经上血书与崇祯皇帝,称阮大铖杀其父,而在《明史》中,虽未提黄宗羲之事,但借人之口说出“杀大中(魏学濂之父)者魏珰,大铖其主使也”这样的话,其中恩怨,可想而知。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阮大铖确实报复了复社没有?真的有。复社文人,确实有数位因阮大铖之手而被杀、被罪。阮大铖为逆案翻案了没有?也真有。当日马士英、阮大铖,也确实提拔了不少阉党的“余孽”。但若真如明史所言,马士英是阮大铖的傀儡,那么,当时签公揭,叫的最响的几个复社领袖,为何全部得免呢?而整个弘光朝堂,不与复社为伍的,几乎都被指为阉党。
其实,当日朝堂之上,抓着党争不放的,恐怕还是那些继承东林旗号的复社文人。
说来,这里还要再提一个人,周延儒。周延儒、阮大铖、马士英俱名列奸臣传。阮大铖在金陵企图翻案不得,于是花重金求于周延儒,周延儒带这些钱去京城活动,获得了首辅职位,提拔了马士英,并借马士英助阮大铖再起。
不过,当日周延儒入京前,在金陵所收之钱,只有五分之一来自阮大铖,其余的,是那些和阮大铖财力其实不相上下的复社文人所集。而周延儒上台后,确实也提拔了一批东林、复社成员,其执政方针,也颇和东林党人心意,只是,因为也起用了马士英与阮大铖,再加上后来欺君之罪难免,名列奸臣传中。
晚明时,那些一个个被东林和复社斥责为阉党的人,从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马士英,确实都与当年阉党有瓜葛,但是,真正的阉党在哪里呢?自魏忠贤死后,当年魏手下的阉党残部,到了南明,还不是靠着这些人谋点事做,那么,到底是这些人本身就是阉党,还是复社为了能够有一个斗争目标,而把他们都叫做阉党呢。
而阮大铖这个“阉党”,一辈子加起来在朝中做官的时间,不超过4年……
当然,阮大铖后来投降清朝,继续以一种看似小丑的姿态,以戏剧搏新主子一乐,最终以头触石而亡。
只是,一直到南明也亡了,马士英战败被杀,复社的文人们大多接受了清廷的统治,这些人都没有想过放过阮大铖。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作为对手的阉党了,他们心中的敌人,只有阮大铖。
孔尚任本人,恐怕与阮大铖没啥恩怨,只是当时,能写南明旧事的那些人,却都多少跟复社有关系。
且不说写明史的黄宗羲和万斯同,《桃花扇》的故事蓝本,就是侯方域本人写的《李姬传》,而这传,就从李香君与阮大铖的恩怨写起。
我并不是想说,复社有意的要抹黑阮大铖。阮大铖人品如何,至少薄情寡义,首鼠两端这方面是坐实了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多姓家奴从来没有好的评价过,但为何复社文人到了清代后,仿佛出现了一股,”不恨阉党,独恨阮大铖“的风气,难道真的是中国传统中的“不恨贼寇,但恨国贼”的传统么?
我觉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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