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除却中学时代对科幻题材的短暂狂热之外，所读小说量甚少（而且不成体例）之人而言，在此谈论“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这一宏大命题，自觉有愧，并不够格。然而托专业之福，在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科学训练之后，笔者有幸以政治学学生和小说作者的双重视角，审视最常接触的两类作品：一为学术文献，二为 以人文社会问题为背景的虚构作品。 （通俗定义中的软科幻[1] 即是后者的子集。）笔者认为，二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其写作目的：社会科学家阐述问题，提出指导性的建议或解决方案；小说家叙述故事，讨论其意识形态根源，但不提供解决方案。换言之，小说虽谈论思想，但小说家写作的目的并不是宣传（或反对）某种思想。

这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毕竟放眼世界，涉及政治、哲学和社会题材的小说，完全不受个人观点影响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在这里需要澄清一点：一部小说具有（或它的作者持有）某种鲜明的观点，与一部小说是为阐释某种观点而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小说并非为“文以载道”的传统而生，也不是披着虚构外衣的政治或哲学论文。倘若一部小说仅仅作为政治思想的载体儿存在，不论这种思想是多么高贵，可敬或正确，这一点足以破坏掉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文学价值。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安·兰德的《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人铭记，是因为其中尖锐的思想，但这种价值与文学价值几乎无关。米兰·昆德拉对《1984》有着尤为负面的评价：“奥威尔的《1984》……这部小说与诗意彻底隔绝；它是小说吗？它只是乔装为小说的政治思想……奥威尔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我拒绝这一龟缩，尽管它一再接口说此举有利于与可恶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是有益的宣传。可恶的恰恰是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2]

笔者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昆德拉的评论，大为震惊，当即放弃了自己写一部“反乌托邦政治小说”的念头。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从王小波的杂文集里看到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介绍，寻而读之，在那反动读物不多的年代，对老大哥题材的一针见血大有好感，顿成奥威尔脑残粉。但昆德拉同样是我所喜爱的作家，他的言论似乎也不容忽略。但从那时起我已有所感觉：小说大概也两类，如果说奥威尔和和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是一条路，米沃什和昆德拉的写作却是另一条路。后者或许提供了一种更细腻、更为贴近文学本质的书写方式，但在一个以题材大小论高下的“主流”文学界，却是更易被忽略的一方。

之后数年里，出于对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失望感， 我一度不再读小说。但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一部涉及宏大题材和深刻思想，而又不仅仅是思想的躯壳的科幻小说，又可能存在吗？国内科幻界业已进入了一个类型化的时代，两大流派分别是侧重技术的硬科幻（如《三体》）和越来越偏爱反乌托邦路线的软科幻，其风格和设定如出一辙：未来世界的庞大邪恶帝国，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式监控眼，追求自由的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对抗，如此种种。代表作品如陈冠中老师的《2013：盛世中国》，以及马伯庸的中篇《寂静之城》，无一不是《1984》和《神经浪游者》的翻版。虽然这类作品的确不乏精彩之处，也有其现实意义，但仍不时令我失望一阵。莫非止步于戏仿经典和政治讽刺，就是软科幻小说追求“深度”的极限了吗？

直到读到厄休拉·勒奎恩的作品，我的悲观论调才有所改变如果说，其他小说家在写“科幻故事”或“政治寓言”，勒奎恩书写的却是超越时代、政治体制和科幻设定的人性寓言。所有的理论和科技背景都是为表现普遍人性而存在，而不是对反乌托邦模式的僵硬套用。写于1974年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不是我读勒奎恩的第一本书，却无疑是最为震撼人心、兼具诗性色彩和人文关怀的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