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一对双子星球上：根据“奥多主义”思想建立并运行了一百七十年的无政府主义星球的物理学家谢维克，不满于社会结构的日渐僵化和对个人创造力的扼杀，愤而投奔另一颗星球：属于“政府主义者”和有产者的乌拉斯。（阿纳瑞斯移居者的祖先是从乌拉斯上分离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乌拉斯由三个国家组成：发达资本主义的伊奥国（类比美国）、高度集权的舍国（类比苏联）以及贫穷落后、经常因以上两国操纵而发生内战的本比利（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第三世界）。谢维克到访的是最富裕和最自由的伊奥国。经历了最初对私有制的种种好处的心醉神迷之后，他很快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贫富差距巨大、性别不平等（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以及在伊奥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实现军事霸权的阴谋企图，这一切都颠覆了他作为“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乌拉斯的向往。终于，在参与了一场罢工游行，第一次目睹镇压、流血和死亡之后，他申请政治避难并返回了阿纳瑞斯，致力于这个并不完美，但最终更加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的改进之中。

这样的情节并不新颖，更像是被迫害的前苏联知识分子流亡美国，转而对西方社会失望的故事（索尔仁尼琴便是一例）。然而《一无所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使它脱颖而出的有三点：一、社会构想之合理性；二、相对中立的政治视角；三、敏锐的个人视角与心理描写。

就设定本身而言，书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乌托邦或敌托邦； 阿纳瑞斯仅仅是“按照乌托邦理想”建立的的人类社会。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社会得以维持的原因，作者也借主人公及多人之口阐明：阿纳瑞斯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瘠，必须依靠人类的写作来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没有邻国，因此不需要军队；没有财富，因此没有犯罪的动机。这个社会是高度分权的，类似于道德经里的“小国寡民”，人们居住在地方公社里，但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受限制。最初的移居者从乌拉斯带来了高度工业化的科技，保证了物资的生产、调配和高效运输。最重要的是，出于对个人主义泛滥的警惕，他们创造了一种没有个人所有格的语言——普拉维克语（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说“我用过的”而不是“我的”，）企图从逻辑上消灭私有制的概念。并试图通过教育传递“与人分享”“不要自我中心”的概念。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是天生的奥多主义者”。如果说自私是人类的天性，这个人工社会则要小心地抹去或最小化这一天性。这个社会并不乏人性化的设计，但在保证每个人的必要的隐私之余，人人都是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

然而，在运转了一百七十年后，阿纳瑞斯面临着所有乌托邦社会共有的危机：原本维护自由的理论本身成为教条，成了自由的绊脚石。主人公谢维克敏锐地觉察了一系列问题：上级的自私自利，以及管理机构打着奥多主义旗号，对“少数人”工作与创作成果的漠视。他注意到，虽然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迫害这些 “那曲尼比”（不合群的人），他们仍会视为不受欢迎的个人主义者而遭到敌视（谢维克的一个剧作家朋友就是因此而发疯）。即使没有任何有形的权威，人们依然屈服于传统、道德观和社会评价，会因畏惧孤立，而作出大多数人认可的选择。这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思维之墙：屈从于大众而放弃自由。

不否认这一社会理想的高尚性的同时，作者也借谢维克之眼观察到人性中不变的自私自利的阴暗面。当一列载有四百五十名乘客的火车因故障停靠在某个小镇附近时，正值饥荒时期，车上没有食物储备，公社里的人却拒绝与他们分享。饿肚子的体验对谢维克来说是陌生的（“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会吃不上饭），也使他意识到现实的严酷：“当供给充足、甚至只是勉强够用的时候，与人分享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供给不足的时候呢？这时候，有力就是有理；占上风的会是力量及其工具——暴力，还有它最忠实的盟友——掉头不顾的目光。”[3]危机很快化解，暴力事件没有发生，但谢维克依然感到了人情的冷漠，危机当前人类互助关系的脆弱。他带着对阿纳瑞斯的失望来到乌拉斯，得到的却是更更加残酷的发现。毕竟，有问题的不仅仅是他的社会，而是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人性的弱点依然存在，十全十美的乌托邦便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