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苏联小英雄的故事流传了很久。

十五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向政府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进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了劳改营，后来遭到枪决。

这大概是我们听到的大义灭亲的传奇故事的普通版本，后来经过苏联宣传和艺术加工，通过电影、诗歌、戏剧、歌曲，传记等各种传播手段，宣扬这种忠于党和伟大领袖的崇高精神，成为了影响苏下一代人的榜样力量。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被改写，在流传的版本中，对少先队员的死亡，要不讳莫如深，要不闪烁其词，要不就是用意识形态的说辞，受到了阶级敌人的迫害致死。在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还原的真实版本是这样的，由于帕夫利克在上次的举报上受到了表扬，后来变得愈加大胆，开始接连举报周围村民隐藏谷物或者反对集体农庄，引起了公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发现死于他们村庄附近的森林，据说是被他们亲戚刺死的。最终，莫罗佐夫整个家族受到了审判，除了伯父逃过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枪决。帕夫利克死后，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这种完美的少先队员精神。

费吉斯在《耳语者》中写到：“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这种因为政治需要，掩盖真想，塑造成完美的榜样和典型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曾死灰复燃。但是，这种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的努力，显得很是脆弱，一旦人们发现这种榜样完全部丧失了人情味，与复杂的人性相悖，甚至违背人们生活的常识后，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

当举报成为了获得成功和瞩目的捷径，当告密成为了一个国家统治秩序的便捷手段，当私人生活岌岌可危，家庭和亲情已经不复存在，身边的人都可能是嫌疑犯或者秘密警察，我们只能变成“耳语者”。费吉斯解释“耳语者”时说，在俄罗斯的语言当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

《耳语者》是这样一本书，当我们通过无数大清洗的受害者或者古拉格的幸存者，了解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相时，我们早已得知这种真相是有限的。我们身边缺乏足够的资料来完善真相的书写。幸存者回忆录往往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回忆。这种回忆带有一种故意为之的文学性或者选择性。文学意味着一种写作的架构，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金兹伯格的回忆录，还有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以及海外知识分子的短暂停留和观察——萧伯纳、纪德、萨特、伯林等国际著名知识分子都曾因为各种原因对苏联一探究竟，他们写下的关于真想的只言片语和所思所想在国际上引起了渲染大波。这种知识分子的回忆，无一例外带有一种故事性的色彩，他们并不能代表当时苏联生活中的普通大众。我们无法得知普通人的真实想法。而《耳语者》代表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写作，借用解冻之后的无数普通人的档案和日记，还有幸存者的叙述，“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

读完七百多页的《耳语者》，我突然明白了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回忆录的时候为什么是以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和抄家为开篇的。不仅仅对于诗人，就是如何一个普通人，契卡人员随时和随意的逮捕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常态。所以当在夜里听到敲门声，每个人都能预感到什么人来了，而且他们早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生活的必需品装在箱子里，就放在自己的床脚下。1934年奥西普被捕时，诗人阿赫玛托娃也在他们的家中，半夜一点钟，突然想起一阵清晰而意味深长的敲门声时，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马上明白了，她只简单说了一句：“是来抓奥西普的。”然后就去开门了。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还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比如他当时跟作家协会的阿•托尔斯泰产生了冲突，打了他一耳光，比如他写了一首嘲讽斯大林的诗歌，比如他一直对政府出言不逊，有反党言论等等。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成为逮捕的理由，但是对许多普通人来说，很多人被捕都是没有理由的，有可能是被你的邻居举报了，有可能是你的亲人被捕，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同样要被捕流放，有可能你发了一句对最高领袖的牢骚恰好被路过的人到，等等，各种荒唐的缘由不一而足。这种“隔墙有耳”或者“小心你的舌头”就成为了耳语者产生的条件。关键是，这种逮捕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大多数囚犯不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反而被捕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恐惧构成了大清洗时期的公众常态。这个时候，你甚至渴望被捕，因为一旦被捕就意味着尘埃落定，你不需要抱有任何幻想，等待命运的判决，或生或死，或流放或枪毙。《耳语者》中，一位被捕的电影编剧回首往事，他对这种状态有个很好的形容，他觉得大多数人因为恐惧陷入了瘫痪：“像是处于一种催眠状态，实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公共公寓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资产阶级家庭，以便监视。

在费吉斯看来，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共用公寓几乎造成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费吉斯采访的一位幸存者居民回忆在共用公寓的生活：“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斯大林时期，耳语者的形成固然是一种统治的需要，但是这种统治随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洗脑，已经具备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惯性。当斯大林去世后，依靠某种思维的惯性或者逐渐形成的恐惧心理，这种耳语者的特征与阴影几乎伴随他们的一生。所以在有生之年，他们的能够开口说话，留下各种口述和家庭档案，形成这本“耳语者之书”已经是历史的见证。

当然，我们也看到，费吉斯的著作出版后，同样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很多评论者以他捏造或者篡改幸存者的回忆为理由对其进行指责，但是正如虚构与回忆交织在一起，幸存者叙述同样无法对自己的回忆和历史进行真正的还原，就如同她今天口述的证词，也许明天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们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余生，记忆无法定型，确凿无疑的说辞只能让人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真相永远都是部分的真相。但与其说我们批评《耳语者》篡改了部分真相一样，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抗拒接受这样的，充满了告密者、秘密警察、流亡、逮捕、洗脑、古拉格集中营的真相。那些从古拉格回来的幸存者无法与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同样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生存境遇，因为接受一部分的真相已经让我们对人性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