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13岁的汤希泮在父亲催促下，告别了家乡私塾学堂的老师和同学，与母亲及表哥等5人一行，徒步跟着骆驼队，去遥远的新疆投奔父亲。他们从老家民勤汤家台出发，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星星峡、哈密、七角井、大石头、一碗泉、木垒等地,一路晓行夜宿，穿越沙漠戈壁，历经艰难险阻，3个月后终于到了新疆奇台古城子。　　

一、学医生涯苦为先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旧社会，学艺拜师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学徒拜过师傅后要初学基础知识。学医也是同样，首先要从基础学起。古人云：“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古人提倡德教在先，术教在后。汤希泮来奇台古城子时，在父亲汤金文的严格教诲下，继续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著作，在背诵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其要义。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使之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后，才开始学习医学知识。在动荡年代，汤希泮除了温习功课外，还要做家务。随父亲到泉子街山区定居期间，初在一王姓当铺里做伙计，以垫基础。后学医期间兼做他务，闲暇之余跟父亲上山采药，磨练意志，的确是苦中求学。好在机缘相随，他因生长在世医之家，耳濡目染，家父耳提面命，虽未得其要领，但随父临诊既久，也有不少心得体会。俗语云：“家有王叔和，不如临诊多。”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实践，使他在德性上有了修炼，医术上对某些病症有了独到见解，比起父辈当年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处事为人上，这个“穷人”的孩子天性聪颖早已是家里一把好手，十五、六岁时就能为父母分忧，十七、八岁便能独撑一面，自立门户了。到了而立之年，已成为孚远县远近有名的名医了。

二、惨淡经营重医德

20世纪30年代初，孚远县医疗条件还很落后，特别是山区的老百姓得了疾病要到很远的县城或古城子去治疗。有些危重病人因路途遥远来不及治疗就丢了性命，还有的病人因没有医生治疗，病情逐渐加重，没办法就去找民间的术士、巫婆，也因此而耽误了不少人的生命。如长山渠的户民王生福，妻子张氏生小孩时得了产后风，当时没有医生，家人便找来一土“游医”给其治疗，土游医根本不懂医理，他给病人胸脯上扎了一针，病人疼得呼叫了一声，当下就气绝身亡了。类似例子，多不胜举。汤希泮父子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山区的老百姓看病再也不用发愁了。

泉子街地处交通要冲，商贾云集。已近而立之年的汤希泮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靠卖掉妻子王淑珍喂养的几头猪、外加借债凑在一起，在泉子街开办了一所简易药铺《延生堂》。在旧时代，开药铺按说生意是兴隆的，但汤希泮开药铺却是惨淡经营。古人云：“夫有医术，有医德，术可暂行一时，道则流芳千古。”从医必先重德，追求名利的人最终一事无成。汤希泮药铺之所以亏本，原因是他首重医德，恪守“济世活人、无欲无求、药贵合宜、法当应变”的医疗法则。辨证施治，因病用药，不开“类、废、赘”药方，不卖“中性”药。有的病人诊过脉之后不开药，说个小偏方让回家自己治疗。碰上疑难杂症病人用了贵重药，多半是赊帐。那时市场物价不稳，货币贬值，开着药房守着门，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医生虽然是清贫了一些，但老百姓却得了很大的方便。

三、酷爱医学不保守

医疗界流行这么一句话：“读书不如读案。”医案乃治病之实录，临床之真功。在过去医疗行业中，人们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对许多的临床治疗经验极力保守，密而不传。特别是中医界表现得尤为突出，生怕秘方被外人抄袭，断了自己的财路。而汤希泮却与众不同，他博采众家医技之长，谦和逊让，从善尊贤。凡是对治疗老百姓疾病的民间便方他都广为收集，潜心研究。在求学的过程中始终抱着“不耻无学，而耻下问”的态度，无论年长还是年幼，只要他有学问，即可躬身问教，以补自己之短。由于他谦虚好学，到了中年已成为当地中医界的名家。1959年经国家考试合格，定为13级中医师。功成名就之时，仍性存温雅，志必谦恭。把他学到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医案精解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同行和后人，在漫长的行医工作中，他接纳了高世明、杜生平等5位徒弟，言传身教，把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医技传授给他们，让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旧时代出生、身为医家传人的职业医生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医术高明人称许

“业精于勤，荒于嬉。”汤希泮勤学苦修，富有专长，善辩证施治，尤其对伤寒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方法，且兼治其他疑难杂症，治愈率极高。如1958年，长山渠村民马生华的妻子崇氏患了俗名“倒开花”（大流血）的重症，人已昏厥多次。汤希泮医生治疗时先进行了针刺急救，诊断为子宫瘤(癌)。开好药方叮嘱家人在2小时内给病人服药，否则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家人骑快马到泉子街药房抓回药，病人服用后得救了。经过以后的继续治疗，病人存活了10多年。1963年，原国民党起义部队师长韩有文的妻子得瘫痪病，卧床一年多。经军区医院、新疆医学院多方治疗，均收效不大。病人转至泉子街，经汤希泮精心医治三个月，竟奇迹般地痊愈了。韩师长为表示感谢，派人给他赠送了一面紫色锦旗，上书“妙手回春”四个大字。1970年，乌鲁木齐市一位中年妇女，上公共汽车被人挤了，胸部疼痛，久治不愈。她慕名前来泉子街找汤希泮医治。经过切脉，原来是肺部一根毛细血管断了，汤给她对症下药，这位妇女只花了十几元钱病就好了。1978年，乌鲁木齐市的一名工人名叫刘所利，他患的腹泻非常严重，一天能泻十几次，乌鲁木齐各大医院均未能治好，特来请汤医生治疗。汤希泮没让这位患者失望，给他开药后服用三天就有了收效，连续服用十几付汤药后，病完全痊愈了。后来这位姓刘的工人特来看望汤希伴，并赠铜拐杖相谢。1980年，山区农村有位丁姓青年，婚后不育而导致夫妻感情不和。丁姓青年来找汤希泮医治，经汤医生精心治疗，半年后丁的顽症痊愈，夫妻感情和好如初。1981年，县城机关有个叫廖妙文的干部，患了胃溃疡多年不愈，专程到泉子街找汤希泮医治。汤医生诊过脉之后，采用舒肝理气、健脾和胃之法，只用了十几副中草药就治好了廖的疾病。廖非常钦佩汤医生的医技，特意将他的医方抄写下来珍藏。泉子街乡干部卢烈钧的爱人，多年眼跳手颤，张口说话时身子便抖动。对这种怪病许多医生都没有碰到过，更谈不上治疗。卢请汤医生诊治，经诊断为中医学理论上讲的“痰饮”症。采用“培脾益肾”之法进行药物加减，不出三月竟治好了此病，卢烈钧及其家人深为感激……

数十年来，汤希泮医生治好的病患者数以千计，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敬重和爱戴。1981年10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就他的事迹作了专门报道。

五、坎坷一生为人民

古人曰：“天下第一好事，莫如救人之命，医者存心济世，即为救命之人。”汤希泮作为一个职业从医者，无论社会怎样变革，始终恪守一个原则，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并能慷慨解囊，资助社会，接济他人。1956年，政府提倡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私营业主入股投资。汤希泮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动员家人卖掉7头猪，变卖零星家产筹资入股，支持开办中医联诊所。并带头上山采药，增加集体公共积累。中医联诊所的建立，汇萃了医药人才，扩大了医疗范围，更直接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日子里，他不仅为病人解除痛苦，而且经常资助病人。如有的病人没有吃的，他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分给病人一些；远处的病人看病回不去，就住在他家，吃喝全包，分文不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恪尽职守，乐于济困的医生，在社会多变的年代，也有他时运不济的境遇。家父早年行医期间曾误入歧途，参加过“一贯道”组织。1947年在泉子街与一贯道徒马振山有所接触，晚年病重不能行走，汤希泮常给父亲送饭送药，出入过家父上香拜佛的场所。解放后政府取缔一贯道时追查责任，父亲已经作古，马在政府传讯时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了汤希泮，变成了“父责子担”的结局。从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汤希泮都成为内部掌握对象。特别到了“文革”期间，运动步步升级，最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工资也由104．35元降为70元，没过多长时间又再次降为40元，到一个生产大队办的卫生所“戴罪”工作，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被解除城市户籍，下放农村务农。

身处逆境的汤希泮白天给病人治病，晚上接受工作组的审问，向与会人员交代自己所谓的“罪行”，而且时常挂着牌子站在会场接受公众批斗。受株连的子女在就学、招工、参军、婚姻等方面，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多年的政治折磨，经济困扰，使他身心倍受煎熬，以致过早衰老。

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每天起早贪黑在医院、卫生所生火炉，烧开水，打扫卫生，脏活累活抢着干。汤希泮处逆境而不气馁，一如既往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据他多年的表现和群众的评议，1975年6月6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摘掉了他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予了他公民应有的的权利和义务，他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也开始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汤希泮自从13岁离开民勤老家到新疆61年，子承父业从事医疗工作近60年，治疗的患者何止千万。直到他临终的前10天，还抱病坚守工作岗位。令他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晚年想回民勤老家看一看的夙愿没能实现。1986年5月10日，这位辛勤一生的医师与世长辞了，享年74岁。治丧期间，很多来自乌鲁木齐、昌吉、奇台和全县各地的汉、维、回、蒙、哈等各族群众，参加了追悼和送葬仪式，县卫生局焦得仁局长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

汤希泮有五个儿子，长子汤骧武、五子汤睿武均为当地很有名望的中医师。汤骧武于2008年8月去世，其孙汤兴厚医科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医疗工作。其他子孙均在各个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无愧家庭、有利社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