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 大学堂匾额[2]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管学大臣），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1900年8月3日，清廷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 1902年12月，晚清政府委任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得以恢复。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开学典礼。根据学制，不同程度的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 1904年，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负责统辖全国学务，并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京师大学堂统辖全国教育的职能因此分离，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同年，进士馆开学，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届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并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开中国高等学校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开办经科、文科、法政科、商科、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经科的诗经、周礼、春秋左传，文科的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法政科的政治、法学，商科的银行保险，格致科的地质、化学，工科的土木、矿冶，农科的农学，中国近代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中华民国/国立北京大学时期 民国初年（1912-1916）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4年，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已有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名家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后（1916-1927） 北大历任校长(30张)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这十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辞退了一不批称职的中国、外国教师，聘请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到校任教。此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还有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对有学术造诣、政治上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蔡元培也用其所长。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他设立了评议会，将其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评议员由教授选出。后来，又在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随后又设立北京大学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至1920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已经基本成熟。蔡元培倡导教育独立，认为官僚政客不应干涉教育，“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为此几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蔡元培力图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将商科并入法科，把工科并入北洋大学。1919年，蔡元培撤销文、理、法科，学门不再隶属于科，并改学门为学系，设14个学系。蔡元培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以发展学生个性，沟通文理。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创立《北京大学月报》，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邀请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讲学。1920年，北京大学允许3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并在同年秋天正式开始招收女学生，开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 1919年(民国八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 1919年竣工的北大红楼 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三个代表，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任游行队伍总指挥。集会宣读了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游行中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学生运动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系统地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北大成为中国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8月，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创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前，中国53名中共党员有21名是北大师生、校友。[5] 三十年代（1927-1937） 1927至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恢复国立北京大学。 1930年(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蒋梦麟改革北京大学管理制度，提出十六字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 1931年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 1932年6月，北京大学实行学院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出任院长。 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日军先后占领北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天津。9月，北京大学奉南京国民政府令南迁至湖南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校舍紧缺、缺少仪器、资金不足。部分师生不得不兼职以维持生计。尽管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办学九年间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在校生共8000人左右，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90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6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章者共23人），3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45年8月，日本战败。由于交通条件困难、三校原有校舍有待修缮，西南联大继续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办结业典礼，联大宣告结束。[7]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立北京大学（1946-1949） 1946年7月胡适先生由美返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致力于北大之全 1946年9月，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8] 面复兴，“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双十节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开学典礼。胡适先生以其绝高的威望，延揽名师，可谓济济多士，萃集一堂。 1946年，北大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秘书长，设33个学系（其中医学系下设18科）、两个专修科及独立的文科研究所。据1946年12月的统计，北大有注册学生3420人。复员后，北大文、理、法学院得到加强，医、农学院处于中国顶尖水平。胡适还拟设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是因局势动荡未能实现。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选举首批院士，北大十名教授当选，列中国各大学之首。 1948年11月，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让北京大学南迁，但北大教授会决议不南迁。国民党拟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出飞机，希望一批重要学者离开北平南下。胡适、钱思亮、毛子水、姚从吾等人受邀南下，但大多数学者留在了北平。12月15日胡适校长离平南迁，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但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